Long Long Ago——这是他们的歌——我们可以肯定——这首源自英国、曾流行于美国的Long Long Ago ，是这一群身穿缎袍、拖着长辫的中国孩子曾经听过和唱过的歌。
一个多世纪以后，当Long Long Ago 已然成为几乎所有中国“琴童”的练习曲时，我们看到这张奇异的照片。
它像是从大海的深处浮出水面，背后的故事虽已模糊残缺，扑入眼帘的一切却依然鲜活：
那些怯生生的眼睛，那些紧抿的嘴唇，还有被优雅地握在手里的折扇。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留美幼童”。
公元1872年8 月11日，农历七月初八。
这批年龄在九岁到十五岁的少年，在上海登船出发，目的港是旧金山。
从1872年到1875年，大清王朝先后派出四批共一百二十名官费留学生，远涉重洋，踏上美国的土地。
“留美幼童”的故事奇异而曲折。

他们是文学巨匠马克·吐温和斯陀夫人的忘年朋友。
他们曾受到南北战争的英雄——美国总统格兰特将军的接见。
他们曾亲眼目睹了一个神话般的时代：
看见贝尔等人发明电话机，看见留声机在爱迪生的手中出现。
他们中的许多五十多人，曾进入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美国著名学府。

在这些大学的档案馆，至今还保存着他们的入学登记卡、照片和简历、甚至他们赠给同学的留念册。
这原本是清政府设立的一个长达十五年的留学计划，但是进行到第十年，终因遭到强烈反对，半途夭折，功亏一篑。
“留美幼童”被“召回”后，经历了从晚清到民国初年几乎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
他们中的一些人，在1884年中法海战、1894年中日海战中阵亡。
一些人成为中国铁路、电报、矿山的开山鼻祖。

他们有的是李鸿章的幕僚，有的是袁世凯的顾问。
一些人成为清政府的大臣。
他们中有宋美龄的姨父，是他把宋氏姐妹带到美国留学。
他们中间出现了中华民国的第一位总理。
然而，多年以来，除了“留美幼童”中的詹天佑——他作为中国铁路开拓者——的故事为人熟知，其它却语焉不详。

120 名幼童留学美国的故事，在中国大陆湮没无闻。
20世纪80年代，人们终于可以读到重印的《西学东渐记》（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
从幼童留美计划的倡议者和实行者容闳的自传中，“留美幼童”的故事浮现出来。
湖南岳麓书社还出版了诸多晚清文献，披露了幼童赴美的史实。
它使人们对这段历史发生兴趣：

清政府是如何作出这个决策的？
幼童们在美国经历了什么样的生活？
他们回国后走过了什么样的路？
他们有什么样的归宿？
也就在这时，从很难觅见的台湾《传记文学》杂志中，大陆学者知道了“留美幼童”研究者、台湾旅美学者高宗鲁的名字。

1972年，在美国纽黑文任教的高宗鲁先生投书《纽黑文记事报》（The New Haven Register），感慨中国幼童留美的历史已过去整整百年。
意想不到，他的短文引来一位特殊读者的来信。
来信人华纳女士（Helen N. 
Warner ）说，她的祖父在当年曾是中国幼童詹天佑的小学校长，她父亲是詹天佑的好友，家中还珍藏着照片。
“我的惊喜非笔墨所能形容”，高宗鲁先生这样回忆他在华纳女士家看到京张铁路工程照片册的心情。

在高宗鲁先生的努力下，这批珍贵的图片和二十一封留美幼童的亲笔英文信回到中国；
而高先生从此也把追寻研究容闳和“留美幼童”的历史，作为毕生的事业。
他积三十年辛劳，穿寒涉暑，四处寻访，年逾古稀仍笔耕不辍；
他的书斋，如同“留美幼童数据库”。
他译注的《中国幼童留美史》（《China ’s First Hundred》）（[ 美] 拉法吉著）和《留美幼童书信集》在1982年、1986年先后在台湾出版。

其中“留美幼童书信”曾在《传记文学》连载。
从高宗鲁先生的著作中，我们知道了更多热心“留美幼童”史料的美国人。
他们有罗宾逊（Arthur G. 
Robinson）、拉法吉（Thomas Lafargue ）、金女士（P.Kihn）……罗宾逊是民国初年到过中国的一位美国牧师，他研究中国“留美幼童”的论文至今保存在纽约公共图书馆，他把他搜集的诸多原始资料慷慨提供给另一位研究者、华盛顿州立大学教授拉法吉。
1940年，拉法吉来到中国，他曾拜访数字当时仍健在的“留美幼童”，获得珍贵的资料，回国后写成有关中国“留美幼童”的最早的英文著作《中国留美幼童史》。

在幼童曾经生活过的美国康涅狄格州，州历史学会和州图书馆珍藏着留美幼童的史料：
照片，书信，有关的剪报。
州历史学会的金女士为此几乎付出了半生的心血。
不识中文的她，在她工作的数十年里，几乎查遍当年马萨诸塞州和康涅狄格州的报纸，搜集有关中国幼童的资料。
她整理的中国幼童个人资料卡片，用笔一字字写出，和各种剪报资料一起，装满两大纸盒。

2002年秋天，当我们面对从“Kihn’s box ”（金的资料盒）中取出的满桌卡片时，不禁对这位已在养老院里的老祖母充满敬意。
是的，我们也终于如愿以偿，来到美国寻找“留美幼童”的足迹。
2002年，在康州三一学院教授蓝梦林女士（Patricia M. 
Thornton）的热情帮助下，我们应邀到哈特福德访问，研究课题是“幼童留美教育计划”。
不久，我们的摄制组来到美国，为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拍摄制作纪录影片《幼童》。

我们在幼童曾经就读的学校看到他们当年的成绩册，看到了幼童曾经参观过的美国建国百年世博会的遗址，我们甚至找到一百三十年前“留美幼童”住过的老房子，看到了幼童寄居家庭的女主人的日记。
我们还发现，有更多的美国学者在研究“留美幼童”史实。
莫沁女士（Anita Marchant  ）（康州三一学院）的论文，使我们更细致地了解了“留美幼童”生活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
罗宾先生（Chris Robyn ）（香港中文大学）的论文，则使我们读到了他所发掘的有关“留美幼童”的更多生动故事。
“留美幼童”的故事，像一件珍贵瓷器的千百碎片，散落在中国和美国。

在几乎整个20世纪中，因为有这一位又一位对中美关系历史、对中国现代化历史怀有热情的朋友，因为所有探寻者的共同努力，一百二十个幼童的形象，开始在我们眼前逐渐变得栩栩如生；
故事的轮廓，被一笔笔勾勒清晰。
2003年1 月，我们来到上海。
“留美幼童”们的导师容闳和上海有着不解之缘：
作为中国最早的留学生，他从耶鲁大学毕业回国后曾多年供职于此；

他的“幼童留美教育计划”，在上海酝酿成型。
上海的许多地方，都有“留美幼童”的足迹：
我们在山东路上寻找当年幼童们曾就读的预备学校遗址；
我们在吴淞口航行，追寻四批幼童从这里乘船出海的感觉；
我们在南京路步行街上拍摄辛亥革命“南北和谈”的遗址——和谈代表之一正是“留美幼童”。

有多位“留美幼童”的中年和老年时代在上海度过，他们中有上海最早的电报局长，沪宁、沪杭铁路局总办，在上海，他们也是最早驾驶汽车的中国人。
历史就在我们的眼前，触手可及。
在香港，在上海，在北京，在美国纽约、巴尔的摩、费城、奥斯汀……我们见到了容闳和“留美幼童”中许多人的后裔。
容闳的第五代孙女，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在位于上海西郊的家中，还用牧羊笛给我们吹奏了19世纪的美国民歌《Long Long Ago 》（《多年以前》）。
多年前的故事，亲切而忧伤。

第1节 禾田里的“A,B,C,D”
Now you are come all my grief is removed,
Let me forget that so long you have roved.
Let me believe that you love as you loved,
Long, long ago, long ago.
你已归来我忧愁全消散，让我忘记你漂泊已多年。
让我深信你爱我仍如前，多年以前，多年前。
——美国民歌《Long Long Ago 》（《多年以前》）有人说，如果没有容闳，虽说中国迟早也会派遣学生出洋，但即使会派，也不会这样早，更不可想象会有“幼童留美”这样的奇想。

容闳个人的传奇经历，酿成了“留美幼童”这样一个破天荒的事件，所以，容闳是这个故事的源头。
容闳的家乡在广东省珠海市的南屏镇，和澳门仅一水之隔。
今天，站在珠海一侧的海边，澳门的教堂山、妈祖阁和澳凼大桥历历在目。
而在澳门沙梨头向北望去，珠海的行人树木同样清晰可辨。
从前珠海属香山，那时澳门早就有葡萄牙人聚居，特殊的地理因素，使香山人和西方人有长时期往来，香山在闭关锁国的年代，一度成为仅有一扇没有关闭的窗子。

这就是为什么，容闳会成为中国最早的毕业于美国著名大学的留学生，而由他带到美国的120 名幼童中，竟有三分之一是香山人！
1835年，七岁的容闳，被父母送到澳门一间由普鲁士人郭士立夫人（Mrs Gutzlaff）办的学校念书。
他的兄弟都在旧式的私塾读书，父母独独把他送进“西塾”。
香山一带的人已经看见，和外国人的来往正日益频繁。
父母希望儿子将来能当一名和洋人打交道的翻译，改变贫穷的命运。

容闳眼前的一切是这样陌生：
海港里帆樯如林，在大火后残存的大三巴教堂的牌坊巍然矗立。
码头上随处可见来自异国的水手、牧师。
他惊愕地望着他的老师郭士立夫人——这是他第一次看见西方女人，只见夫人躯干修长，唇薄颧阔，烟碧色的眼睛深陷眶中，身穿有泡泡袖的白色长裙，飘飘若仙。
容闳是最小的学生，郭士立夫人让他住进三层楼上的女生宿舍，不和男生杂处。

容闳自然垂涎楼下男孩们有追逐嬉戏甚至出门上街的“自由”。
一天，他偷偷溜出门，看到码头边泊满小船，忽然生出了出逃的念头。
几个年龄比他大的女孩，也正想“逃出牢笼”，于是，“得同志六人”，相约逃跑。
他们请船民把他们载回海对面的家，不料，严厉的郭士立夫人发现，立即雇船，奋力追赶。
逃者是双橹舟，追者是四橹船，容闳等人很快被捉拿归校。

郭士立夫人命令这一名小男生六名女生排成一行，巡行全校。
晚课后，又在课堂中设一张长桌，命罚站一小时。
容闳居中，左右各三名女生，每人都头戴尖顶纸帽，胸前挂一个写着“逃徒”的牌子，如同越狱的罪囚。
七名“越狱者”已经羞愧无地，郭士立夫人仍意犹未尽，使用对孩子最严厉的惩罚——当着罚站者面，故意将果饼和橙子分给其它的孩子津津有味地剥食。
可是不久，容闳开始习惯了这里的生活，喜欢上这所学校的功课：

算术，图画，英文……郭士立夫人办的是一所女子学校，容闳就读的，是校内附设的一个男生班（“男塾”），这是教会所办的“马礼逊学校”的“预备学校”。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是基督教新教教派派到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士，最早的《圣经》中文本是他翻译的。
他死后，英国成立“马礼逊纪念协会”，协会每月拨出15英镑，资助郭士立夫人在澳门办学。
在中国和英国开始交恶的1839年5 月，郭士立夫人办的“西塾”停办，容闳回到村里。
不久，父亲去世。

在这个贫寒的家庭，捕鱼的大哥成了顶梁柱，容闳每天走街串巷叫卖糖果。
店铺停制糖果的时候，他就跟着姐姐到田里拾稻穗。
容闳读过洋文的事，村里人知道的不多。
姐姐在田里随口说出，立刻引起了农夫们的好奇。
有人说，孩子！

你讲“红毛话”给我们听听！
见容闳忸怩，姐姐说，你试试嘛！
说不定还有赏呢！
一个农夫马上说，我从来没听过洋话，你要是会说，我会送你一大捆稻子，你背都背不动的！
于是，十二岁的容闳站在没胫的水田里，放声朗诵：

“A ——“B ——“C ——“D ——”二十六个英文字母读完，四周一片惊呼。
农夫加倍奖赏，给了几捆稻子。
姐弟俩要回家喊人来，才能背回。
为补贴家用，容闳一度来到澳门的天主教印刷所当装订书籍的小工，每月挣三块钱寄给母亲。
一天，家里转来一封由澳门寄出的信，寄信的人是一位医生，他是郭士立夫人的朋友。

郭士立夫人曾叮嘱他，一旦马礼逊学校开课，要把容闳召回上学。
没想到，在马礼逊学校开课近一年后，那位医生才找到容闳，而容闳竟然就在距他医院仅一英里的地方当小工。
1843年，马礼逊学校迁到已成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成为香港第一所新式学校。
校址在Morrison Hill ，即今天的摩理臣山，校长是来自美国的布朗牧师（S.R.Brown）。
马礼逊学校使用中、英文双语教学。

中文教学，讲《四书》，做八股文；
英文教学，有英文写作、地理、声乐、几何、历史。
其中历史课有“罗马入侵至查理一世时期”、“查理一世至维多利亚女王时期”等。
1845年，为筹措办学资金，学校邀请香港各界人士到校，主持了一次对容闳所在班级的公开考试。
学生们的六篇英文作文，全部在《中国丛报》刊出。

其中一篇《一次幻想之旅》，极有可能出自容闳之手。
他在他的自传《西学东渐记》中曾回忆他在马礼逊学校做过一篇《梦想之纽约游》，幻想他来到新大陆的种种情景。
容闳没有想到，幻想那么快地变成了现实。
他在香港生活学习了四年，从一个孩童，一个少年，变成了十八岁的青年人。
1846年的一天，布朗老师说，因为身体的原因，他就要回到美国去了。

“有谁愿意跟我到美国去读书呢？”
他问。
一片肃静。
容闳站立起来。
接着站起来的，一个是黄胜，一个是黄宽。

第2节 我们一定Win因为我们有Wing
1847年1 月5 日，跟随着布朗牧师，容闳、黄宽、黄胜乘坐美国阿立芬特兄弟公司（The Olyphant Brothers ）的“女猎人”号运茶帆船（Huntress）出发了。
这是帆船时代一条典型的商业航线：
借助自东北吹向西南的“贸易风”，船由香港起航，过好望角，进大西洋，驶向美国东海岸。
惊涛骇浪中的98个日夜，是容闳八年留学生涯的开端。

在大西洋上的圣海伦娜岛——那个曾经幽禁拿破伦的地方，他在拿破伦墓前折下一根柳枝。
八年后，当容闳在耶鲁大学毕业时，他带到美国栽种的细柳，已长成垂条万缕的大树。
容闳就像这根柳枝。
他来到麻省孟松（Monson）的孟松学校（Monson Academy），当时美国最著名的大学预备学校。
他在那里苦读拉丁文、希腊文和英国文学。

在精通英国文学的校长海门（Charles Hammond ）的亲授下，他在这里读了许多英国作家的名著。
海门反对把学生训练成“会走路的百科全书”或是“有灵性的鹦鹉”，所以他又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优美的品格”。
容闳很自然地融入了新英格兰地区那充满新教精神的生活。
当时美国的生活程度不高，贫苦的学生，稍稍为人工作，就不难得到学费，每星期只要得到1 元2 角5分美金，就足可以支付食宿、燃料等费用；
而劈柴、生火、烧炭等，须学生自己料理。

容闳“甚乐为此”，认为正可以磨练筋骨。
住处距学校半英里，每天要往返三次，即使在寒冬，雪深三尺，也要徒步。
容闳同样乐此不疲，长年的运动，使这个十八岁的男孩胃口大开，食量过人。
1848年秋天，同去的黄胜因病回国。
另一位同学黄宽，从孟松学校毕业后，进入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医学院。

容闳原本也可以得到去爱丁堡大学的资助，但他更神往海门校长和布朗牧师的母校耶鲁。
他遇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
按照孟松学校的惯例，有一定的名额资助贫苦学生进入大学；
但接受资助的学生须填写志愿书，承诺毕业后担任传教士。
容闳知道没有希望——“我虽然穷，却不能没有自由”，他在他的自传《西学东渐记》中回忆，“传道固然好，却不是造福中国的独一无二的事业。

……志愿书一经签字，我就受到束缚，很可能坐失为国家谋福利的机会。”
他认定，“人类应尽的天职，不能因为贫穷而改变宗旨。”
这是一个代价高昂的决定。
这个决定违反了周围多数人的期望。
同时，由于这个决定，他同那些慈善基金来源一刀两断，没有了金钱收入。

1850年夏天，布朗牧师到南方探望亲属，顺道造访了乔治亚州的萨凡那妇女会（The Ladies Association in Savananh,Ga.）。
他带回了好消息：
萨凡那妇女会答应资助容闳。
“容闳终于闯过来了，”容闳的一位好友回忆，“他带着辫子，穿着中国长袍进入大学。
但不到一年，就把这两样都割弃了。”

在耶鲁大学，容闳穿的是萨凡那妇女会寄来的鞋袜，学费来自萨凡那妇女会和阿立芬特兄弟公司的资助；
他自己还在学生宿舍承担食品采买工作，同时为校兄弟会的小图书馆当管理员，获得些微收入，以维持日用。
他甚至节省下三十美金，托人辗转带回中国，带给母亲。
耶鲁的功课对准备不足的容闳来说非常困难。
头一年，他每天读书到深夜，“体魄日就羸弱”，不得已休学一周，到布朗母亲的家中休息。

第二年，最苦恼是微积分，考试常不及格。
好在容闳的英文论说十分优秀，在第二、第三学期连获首奖。
容闳开始融入纽黑文这座遍载榆树的城市，融入美国同学无拘无束的生活。
“没有通过！”
（测验或是考试）和“冲锋！”

是他们的口头禅；
“嘶嘶”，是他们在逗乐时习惯发出的声音。
作为兄弟会成员，容闳常热心地为同学拉选票。
他是划船俱乐部第一分队的成员，也是橄榄球队的队员。
那时，每当比赛，他们的啦啦队就会唱起自编的歌曲，那歌曲巧妙地利用了容闳的名字Yung Wing （广东话发音）的谐音：

“我们一定赢（Win ）! 因为我们有闳（Wing）! ”容闳开始在报纸上用笔名发表文章。
有几篇关于中国问题的评论，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哈特福德市的一位著名的学者找到这位中国学生，打听作者是谁。
“容闳低下头来，”他的好友描述容闳当时的情景，“他羞赧如处女，手足无所措，承认他就是那些文章的作者。”
“在耶鲁读书时期，中国国内的腐败情形，常常触动我的心灵，一想起来就怏怏不乐。”

  容闳在他的《西学东渐记》中写道，他有时甚至怀疑，是否不受教育更好。
既然受了教育，对理想和道德的追求就越来越高，知识越高，痛苦就越多，快乐就越少。
但容闳知道，这是怯弱者的卑微的念头——“这样的人，不足以成就伟大的事业，达到高尚的境界！”
在和同班同学卡特勒（Carrol Cutler ）几次散步谈话中，他提出了谈论了当时正在他头脑中酝酿着的中国留学计划。
“我既然远涉重洋，身受文明教育，就要把学到的东西付诸实用。”

他在自传中回忆当时的志向，“我一人受到了文明的教育，也要使后来的人享受到同样的利益。
以西方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一天天走向文明富强”。
1854年容闳的毕业，是当年耶鲁大学毕业典礼上的大事件。
许多著名的学者赶来参加典礼，就是为了看一看容闳，这位不寻常的中国人。
耶鲁大学的1854年级，共有九十八名学生。

笔者在美国采访时，看到这个年级的同学赠言簿，包括容闳自己的那本，被耶鲁大学档案馆收藏。
容闳用中文赠给同学的留言，用娟秀的毛笔正楷写成，其中有：
“礼之国，和为贵”，“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手拈一管笔，到处不求人”，“有志者事竟成”等。
有九十二名同学给他赠言，那些赠言热情洋溢——亲爱的闳：
我深信，当你回到世界彼端你的故乡时，我们在这所大学的结交将融入你的记忆。

我向你保证，我决不会忘记我的中国同学，他那深藏内心的热情，对我们的文学的癖爱，以及对他自己祖国的奉献与深深的关切，都早已为我所习知和感受，……我将企盼获知你在未来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事业。
我希望你的伟大计划将会实现……摆在你面前的是充分施展才华的生活的希望。
你可以相信，我将怀着深切的渴望注视着你未来的进步。
上帝将保佑你并指引你为同胞的福祉努力工作……愿你回归天朝时，将发现它已成为神圣的共和国……我将常常深深思念你，你为人民谋求福祉的光荣使命。
获悉（因为我希望获悉）你的故土从专制统治下和愚昧锁链中解放出来的欢乐……容闳是耶鲁的骄傲。

1854年，作为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著名大学的中国人，他引人注目；
后来的日子里，作为中国留学计划的策划者和实施者，他更受尊敬；
1876年，耶鲁授予他法学博士的学位。
他的画像悬挂在耶鲁校园，令每一位游人驻足——从20世纪一直到21世纪。

第3节 醒来是痛苦的
容闳学成回国。
从纽约到达香港的航程十分险恶，13000 海里，帆船行驶154 天，像是冥冥中的预言，昭示他日后所要经历的磨难。
这时的中国战云密布，曾国藩的湘军正和太平天国起义军在长江流域拼杀。
朝廷昏庸如初，地方政府腐败而又残暴。
容闳回国后刚到澳门，就看见“无数华工，以辫相连，结成一串，牵往囚室”；

来到广州，亲眼看到两广总督叶名琛杀人如麻的刑场。
“日间所见种种惨状，时时缠绕脑筋”，他胸中烦闷万状，愤懑之极，几乎想要加入太平军的行列。
但是深思静虑，他知道派遣留学生的“大计划”还要“依一定之方针，循序而进”。
容闳希望在谋生的同时，谋一职位，结识和影响有权力的达官。
但是他不到一年就“三迁其业”，先后三份工都距理想甚远：

给美国代理驻华公使（当时只能驻在广州）当秘书，“事少薪薄”；
被朋友介绍到香港审判厅当译员，又遭香港英籍律师群起排斥；
去上海海关翻译处任职，待遇优厚，却发现翻译和船主狼狈为奸，贿赂成风，他不屑同流合污，只能离去。
“我对我自己的操守能够自信的，就是廉洁二字”，容闳在自传中写道：
“无论到哪里，我必须保全自己的名誉，决不能使之受到玷污！”

一个夜晚，容闳去苏州河边的教堂行祷，回来走在四川路上，迎面撞上一群醉醺醺的美国水手。
他们人手一盏灯笼，边走边唱边喊。
看见容闳，一个人一把夺走了他的灯笼，一个人抬脚向他踢来。
近旁的中国人如同遇到虎狼，纷纷逃散。
容闳站定不动，他用英文大声说出自己的姓名，又大声喝问抢灯笼的人是谁？

！
那时他已在一间英商公司工作，了解了水手们的船名，第二天早上就送去一封措辞严厉的抗议信。
船主大怒，因为容闳的公司正是他们的货主。
抢灯笼的人是大副，读了船主掷给他的信，他脸色立变，急奔登岸，到公司向容闳赔罪。
不久，容闳再次和洋人冲突。

他的公司在几个月后停业，拍卖物品。
他在人头攒动的卖场里观看，背后站着一个高大的苏格兰人。
容闳觉得有人在玩弄他的发辫，回头看，那苏格兰人正恶作剧地把许多棉花球系在他辫子上。
“我开始很平静，只是请他解去，”容闳在自传中写道，“他双手交叉在胸前，就像没有听见，一种傲慢的态度，令人难堪。”
容闳仍未动怒，继续说理，突然，苏格兰人一拳击来，打在面颊上。

他终于忍无可忍，立刻还以颜色，出拳迅疾，苏格兰人“唇鼻立破，流血被面”。
他死死抓住容闳的右手，容闳正想用脚猛踢，被公司主人拉开。
这时有洋人喊：
“想打架吗？”
容闳正色回答：

“不！
我是自卫。
你朋友先侵犯我，打伤我脸。
他太无赖了！”
容闳在“十里洋场”上海。

他始终没有忘记他胸中的大棋盘，他要一步一步走向他的目标。
容闳在租界出了名。
因为洋人在租界欺负中国人的事，时有所闻，却从未有人敢于抵抗。
他的夙愿又一次被勾起，“我想，有朝一日，中国教育普及，人人都懂得公权和私权的意义，那时无论什么人，谁敢侵害其权利，必有胆力奋起自卫！”
他在苦苦等待机会。

1860年，三十二岁的容闳已经在上海生活了四年，他不仅以他自尊而刚毅的性格，也以他优美的英文文笔闻名十里洋场。
人们都知道，这里有一位毕业于耶鲁大学的不寻常的中国青年。
而容闳，则时时会想起他在耶鲁许下的诺言。
1860年冬，容闳决定去南京——当时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探究太平军的内幕。
当时许多许多西方人，都把太平天国起义看成中国的革命。

还记得容闳童年的老师郭士立夫人吗？
她丈夫郭士立，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熟人。
当郭士立回到欧洲，把太平天国的起义告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候，他们对中国满怀热情的期待，甚至用文学的语言描绘：
当欧洲的反动分子逃亡到中国，逃亡到长城脚下的时候，他们会看到长城上写着——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在南京，容闳和他曾在香港认识的洪仁玕见面。
洪仁玕当时已是太平天国的“干王”，他对容闳和同行的几位传教士极表欢迎，寒暄数语，就询问对于太平军的观感如何？

是否赞成他们的行动并愿意与之共事？
容闳回答说，他无意投身太平军，但愿意贡献一些建议。
他希望太平天国能做七件事：
一、依照规范的军事制度，组织一支良好的军队；
二、设立武备学校，培养大批有学识的军官；

三、建立海军学校；
四、建立公民政府，聘用富有经验的人才；
五、创立银行制度；
六、颁布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圣经为课程之一；
七、设立各种实业学校。

洪仁玕与容闳详细讨论了这七条建议，然而接着便无音信。
等待多日，一天，洪仁玕让人送来一个小包袱，打开看，是一枚官印——他们要授予容闳四等爵位。
容闳失望而归。
他知道，满清政府的腐败，是太平天国起义的最根本原因。
“既然官吏们人人都想饱其贪囊，便天天以愚弄人民为能事。

于是所谓的政府，完全成了一个极大的欺诈机关。”
然而太平天国充满蒙昧，“对中国政治决无革新的影响”，和“中华共和国”相去甚远。
他在失望和孤独中又度过了三年。
在一个多数人都还在昏睡的国度，醒来是痛苦的。
容闳卷入茶叶贸易，虽然赢利颇丰，他却抑郁不欢。

在一次贩运茶叶的途中遭遇匪徒，他身心受到重创，在上海卧病数月。
“我的志向是改造中国，应在大处落墨，”容闳在自传中回忆当时的心情，“像这样为生意忙碌，我的事业终将是水中捞月！”
一条意想不到的路，在他面前出现了。
在上海，一些中国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和他成了朋友。
突然有一天，有人向他转达了曾国藩的邀请。

原来是那些学者的介绍，引起了曾国藩对容闳的注意。
1863年秋天，曾国藩在安庆大营约见容闳。
他的名刺递入不到一分钟，侍从立即引他入见。
曾国藩请容闳坐到他旁边，含笑不语，打量容闳足足几分钟，仿佛要看清容闳的外貌有何异样。
曾国藩说：

“我看你的相貌，就知道你是良好的将才。
你目光威严，一看就是有胆识的人，定能发号施令，驾驭军旅！”
第一次见面，给容闳一个错觉，曾国藩想让他领兵打仗。
问朋友，才知是误会。
曾国藩是在观察容闳的性格，他已接受学者们的进言，决定设立西式机器厂。

约他见面，是要探讨机器之事。
几天后曾国藩又一次约见容闳，他开宗明义：
“如果今天要为中国谋最有益最重要的事业，应当从何处着手呢？”
要不是事先了解了曾国藩的设厂决定，容闳肯定要以他的“教育计划”作答。
此时，他顺从曾国藩的期待，以在美国的观察所得提出，设机器厂应当首先建立在各类机器厂之上的“母厂”。

一个重大的决定就这样形成。
曾国藩委任容闳，到国外购买机器。
容闳的“大计划”仍然没有着落，可是这一次，通向“大计划”的路遽然缩短。

第4节 “发威马齐！”

（1）
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一把火烧毁了壮丽的圆明园，朝野惊呼“夷祸之烈极矣”  ！
这是天朝上国的奇耻大辱，却也是近代改革的开始。
后人把这场改革称为“洋务运动”，著名的“洋务派”政治家，当时在朝廷，有得到年轻的慈禧太后支持的恭亲王奕訢，大臣文祥，地方大员有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不同寻常的人物。
他精于理学，崇尚礼教，为剿灭太平天国立下大功。

但他也清醒地洞察了中国闭关锁国、远远落后于世界潮流的深重危机。
曾国藩认为自己生平有“三耻”，其中之一是“天文算学，毫无所知”。
他早在1860年就发表过“驭夷之道，贵识夷情”的意见，对“洋务”（当时还称为“夷务”）格外留意。
容闳曾亲眼看见，在曾国藩的总督幕府中，有法律、数学、天文、机械等专家上百人之多。
中国的“机器时代”悄悄到来。

当容闳正在美国采购机器的时候，1864年初春的一天，曾国藩在寒冷的安庆长江边登上了一条船。
这条船长约九米、两侧装有大轮，这是曾国藩手下的专家们研制的“明轮船”，在一名从前的水师提督的亲自驾驶下，轮船隆隆启航。
曾国藩把制船造炮看作“今日救时第一要务”。
在他的支援下，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坚船利炮”的发展速度令人咋舌：
仅仅一年半前，曾国藩刚刚饶有兴致地观看了自制蒸汽机的试车，——他的专家研制的中国第一台蒸汽机用锌类合金制造，汽缸直径1.7 寸，引擎每分钟240 转。

不久，这个模型蒸汽机被装上一条3 尺长的木船，与其说这是船，不如说是航模。
从航模到真船，专家们只用了一年。
1863年11月，一艘暗轮蒸汽船试航，虽然它只行驶了一公里便告熄火，但这是中国人自制轮船的真正的处女航。
两个月后，专家们将其改为“明轮船”，请总督大人曾国藩亲试。

第5节 “发威马齐！”
（2）
无独有偶，这年秋天在杭州西湖上也史无前例地出现了一条轮船。
曾国藩的大将左宗棠向几位外国人展示他主持仿造的轮船，那是一艘甲板上仅能站立两个人的“轮船”，不过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机器设备合乎标准。
它一艘标准的蒸汽船，只是速度极其缓慢，还不如西湖上船娘的小舟。
左宗棠是一个举人出身的湘军著名将领，平日悉心经世致用，注意研究外国事务。

他在给朝廷的奏疏中强调学习西方技术、御侮自强的主张，他尖锐地发问：
“譬如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
譬如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
不愿骑驴的人们，就这样把中国引到一条陌生的新路上。
后人称其为“自强”。

因为它发生在同治到光绪两个皇帝在位之时，所以又叫“同光中兴”。
李鸿章成为封疆大吏时还不到四十岁。
他的“不惑”，表现在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有最清醒的认识。
1864年6 月2 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由恭亲王领衔，向皇帝呈递了一个奏折，认为“治国之道，在乎自强”，第一次提出了学习西方“取胜之术”的主张。
奏折附有江苏巡抚李鸿章致总理衙门的信，其中有许多惊世骇俗的语句：

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
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
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
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
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

士终生悬以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可云集。
李鸿章的这封信，带着一个四十二岁中年人的血性，充满强烈的变革欲望，甚至不无叛逆情绪。
他对保守势力进行了无情斥责，对西方的科技表现出毫不掩饰的钦羡，甚至想向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挑战。
他急切的呼吁，流露出在戎马生涯中刻骨铭心的体悟。
李鸿章曾是科举场上的幸运儿，二十一岁中举人，二十四岁中进士，点翰林，二十八岁升翰林院编修。

但是战乱打断了那条传统的升迁道路。
剿灭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曾国藩把他推上政治舞台，他在家乡安徽训练“淮军”，南征北战，成为著名将领。
和众多将领不同的是，在和洋人的接触中，他敏锐感受到西洋枪炮的“神奇”，早早开始在军中学习西方的装备和技术。
在和太平天国作战的1862年春，他率领七千“淮勇”，搭乘外国人的轮船到上海救援。
他的士兵们穿着布袋式的肥裤，色彩杂乱的棉袄，头缠布巾，武器是大抬枪、火绳枪、弓箭，还人手一把雨伞。

散发着臭气的队伍招来洋人们的轰笑，然而这更加刺激李鸿章“师夷长技”的欲望。
他认定“开花大炮、轮船两样”是制胜的利器，他向曾国藩报告参观英国和法国军舰的感受时说：
“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精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
他每天告诫他的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
淮军到上海不久，人们听到操练场上传出奇怪的口令声：

“发威马齐——！”
“发威马齐——！”
原来根据李鸿章的指令，淮军已采用西式武器和西法操练，在洋教习的命令下，军队的口令一律采取英语。
来自乡间的“淮勇”们记住的是中国式的翻译，如“前进”（Forward march ），在中国指挥官的口中便是“发威马齐”。
李鸿章重实用，肯变通，他走得比他的恩师曾国藩更急更远，很快成为洋务运动的最具分量的领袖人物，中国近代改革的最重要的政策设计人和实行者。

在他和曾国藩的联名奏请下，容闳的“幼童留美”之梦终于变为现实，而李鸿章的后半生，也和“留美幼童”结下了不解之缘。

第6节 当老书桌被搬动
鲁迅先生曾用“搬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形容中国改革之难。
现在，曾国藩、李鸿章们正想小心翼翼地搬动一张桌子。
可这不是普通的桌子，是有几千年历史的古老书桌。

像容闳在澳门和香港读过的新式学堂，直到1862年以前，在中国内地是没有的。
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和洋人打交道，遇上了语言不通的麻烦，当时除了临时雇用稍通西语的商人“通事”外，主要是依靠外国人自雇的翻译。
可是，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打响，十多年过去，培养翻译的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清政府都没有做。
“火烧圆明园”之后，为解决和洋人“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的问题，总理衙门着急了，奏请从八旗子弟中培养外语人才，提出赶快从广东和上海的商人里找懂  “咈”、“咪”、“崤”三国语言的来当外语教师。
这“咈”是法国，“咪”是美国，“崤”为何国待考。

可是后来，说“咈”、“咪”、“崤”话的中国老师还是没有找到，只好硬着头皮聘请洋人当“教习”。
这就是1862年京师同文馆开办的由来。
第一年招生十名，是些在科举路上踉踉跄跄走了多年的老学子。
担任教习的一个美国老师回忆，有一天，他在街上遇见一个学生带着孩子，他问：
“哦，这是令郎吧？”

学生煞时红了脸，显得局促不安。
他回答说：
“这是我的孙子。”
中国古老的教育制度，因为同文馆而开了小小的缺口。
1863年，江苏巡抚李鸿章奏请仿照京师同文馆在上海设立同文馆，后改称广方言馆。

接着，1864年，广州同文馆也建立了。
1867年春天，在福州城南定光寺，出现了一所新奇的学校，它的学生，有的学习英语，有的学习法语。
有一位学生，在他的晚年，还清楚记得那座古寺的塔光山影，记得和尚们诵念佛经，学生们朗读外语，此应彼答，相伴成趣的生动情景。
这位学生就是中国近代思想家严复。
他在十三岁时考入了福建船政学堂——左宗棠和沈葆桢创办的中国最早的海军学校。

在洋教习的指导下，那里的学生们不但学习外语，还学几何、微积分、物理学、机械学、平面和球面三角、地理、天文、航海。
学校分为两堂，前学堂学制造，以法文授课；
后学堂驾驶，以英文教学。
同文馆和福建船政学堂，都是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新式学堂，可是前者只是培养外语人才，创办后的三年内，争议不大，影响也小。
后者大规模引入“西学”，就有许多风险，但它毕竟是从平民子弟中选拔培养单纯的技术人才，和科举制度没有正面冲突。

也恰在船政学堂开办的同时，1867年，在同文馆第一届三年期满时，恭亲王打算把天文、数学等诸多西学内容纳入同文馆的教学，并决定招收举人、贡生，以及由科举“正途出身”的五品以下官员来同文馆，并且要求翰林院的翰林们也来参加学习，讨论新学。
这就引来一场轩然大波。
恭亲王的决定，遭到士大夫阶层一片反对。
他们认为让科举正途人员去“师学洋人”，是士大夫的奇耻大辱。
一位御史率先发难，指责这是“习为机巧”，认为要“自强”，用尧、舜、孔、孟之道培养出来的“臣民之气节”才是最最重要的——“朝廷能养臣民之气节，是以遇有灾患之来，天下臣民莫不同仇敌忾，赴汤蹈火而不辞，以之御灾而灾可平，以之御寇而寇可灭。”

他的奏折遭到当时支持变革的慈禧降旨驳斥。
可是慈禧的解释是，让“正途人员”进入同文馆，“不过借西法以印证中法，并非舍圣道而入歧途”。
言下之意，“中法”和“圣道”是不会丢弃的。
这使反对声浪继续高涨，一副对联在京师流传：
“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

军机无远略，诱佳弟子拜异类为师。”
这时，同治皇帝的师傅，大学士倭仁提出了措辞更加激烈的奏折，反对同文馆招收“正途人员”学习天文、算学。
倭仁从“立国”的“根本”破题，强烈反对向洋人学习：
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
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
他给同文馆扣上了“变而从夷”的大帽子，警告变革将会使中国人通通归于外国：
夷人吾仇也……今复举聪明隽秀、国家所培养而储以有用者，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
他斩钉截铁地要求：
“立罢前议，以维大局而弭隐患，天下幸甚！”

倭仁是咸丰、同治年间被士大夫阶层崇敬的理学大师，他的言论足以倾动一时。
他的奏折一出，在京师四处传诵，没有人再敢去投考同文馆。
以倭仁的声望地位，恭亲王不能等闲视之，他不得不回奏，先称倭仁“陈义甚高，持论甚正”，再被迫迎战，强调“不得已的苦衷”。
此后十多天里，两人交章上奏，针锋相对，你驳我辩。
在相持不下之时，恭亲王只能抓住倭仁所说“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

的话，反唇相讥，说，倭仁知道有这样的人才，真是“不胜欣幸！”
那就不如请太后降旨，让倭仁保荐数字中国教师，另设一所学校，就请倭仁主持。
这个建议竟然得到慈禧的批准。
慈禧甚至干脆任命倭仁担任总理衙门官员，把他拖下士大夫们所厌恶的“洋务”浊水。
这一招果然厉害，倭仁气得在马上眩晕，几乎跌落，回家后脸色憔悴，不思茶饭。

倭仁被斥，风波却并没有结束。
恭亲王表面上击退了反对派的进攻，实际上他的改革方案大打折扣。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一些原本有意来投考同文馆的人，也裹足不前。
同文馆只能勉强考试，在九十八个报名者中录取了三十人。
因为被录取者素质太低，很快又淘汰了二十人，留下十人上学。

这十人，最后只有五人毕业。
这是1867年。
就在同一年，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创办的“庆应义塾”开学。
学生们学的是福泽谕吉从美国带回来的一大批外文原版书，学生们有大、中、小不同规格的词典，他们用英文念经济、历史、地理、物理，高声朗诵福泽谕吉亲自编写的《世界国尽》：
世界之广大，国家之众多，大别分为五大洲……，不了解世界，人就失去存在的价值。

孩子们在念英国工业革命的历史：
智能生勇，渡水使用汽船，行万里之波也毫不恐惧；
行于陆地的蒸汽机车，宛如给人添上双翼……日本人走得很快。
可是在中国，改革不容易，伤筋动骨，而碰着中枢神经的改革就更难。
同文馆的风波，显示那张古老书桌的坚固沉重。

洋务派没法挪动它，只好绕开它走。

第7节 有一个姓蒲的美国人
一百多年前，当大清国打开大门，第一次向西方国家派遣外交使臣时，首位入选的竟然是一位美国人——Anson Burlingame  ，中文名蒲安臣。
这个奇特的安排，和数年后“留美幼童”的出洋有直接的逻辑联系。
这些照片是我们在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找到的。

它们是“蒲安臣使团”1868年出访美国时的留影。
照片背面的字样显示，摄于纽约第五大道的照相馆。
蒲安臣何许人也？
清政府何以委任一个美国人作为中国首任外交使臣？
蒲安臣，1820年出生于纽约，曾入哈佛大学研习法律，早年从政。

他能言善辩，风仪动人，但言行激进。
他强调民族自由，爱为弱势民族打报不平。
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是，有一次，他当面对一位州众议院议员的言行表示不齿。
那位议员觉得众目睽睽之下有损体面，提出要和蒲安臣决斗，没想到蒲安臣当即应允，并提出决斗在尼亚加拉大瀑布——一个充满浪漫色彩的地方进行。
时间到了，那位议员怯阵脱逃。

蒲安臣名声大震。
蒲安臣是林肯的好友，坚决支持解放黑奴政策，却被对手击败，失去议员位置。
林肯就任总统后，派他去奥地利当公使，但奥地利国王听说蒲安臣支持民族独立事业，拒绝接纳，使他的行程半途搁浅。
而就在此时，中国和美国续约，他奉命改道，成为美国驻中国的公使。
和那些认为中国已经辉煌不再，要抓住机会在残局下分一杯羹的西方使节们不同，蒲安臣对中国充满热情，认为和中国发展外交关系大有可为。

在美国波士顿的一次有中美两国官员参加的晚宴上，他说：
中国和美国地理位置相似，中国在太平洋畔，美国在大西洋边，面积、纬度相当，河网、山系类似。
密西西比河恰似滚滚东去的长江；
遥远的蒙古高原正如我国西北绵延的大草原。
但我们不仅地理条件相似，也有相似的道德和政治关系。

中国以省为单位，正如我们以州为单位。
他们相信人民是权力的来源这个伟大的理念。
我们用选票选举，在中国，他们用考试选拔人才。
我们欢呼自己的公民当选，他们欢呼他们的学者中榜。
我们同样地反对社会等级制度，同样包容一切的宗教信仰……我们的教育制度也有点相似，都是自愿，而非强迫。

他们高度重视学校教育。
推崇教师为最高尚的职业。
……我们有许多东西可以向他们学习，他们也可以向我们学习许多。
我们要学习他们的敬老；
学习他们的清醒；

学习他们谦谦君子的仪态；
学习他们学者风范；
我们应该从他们那里学会如何养鱼；
学习如何了解农作物习性，气候的冷热变化和农作物生长的关系，如何灌溉，如何施肥。
实际上，选派一些观察力强的人到中国去，记录一些见闻，将是一件获益匪浅的事情。

中国人或许讲不出所以然，但是通过日积月累，他们起码掌握了做事的门径。
……演讲被掌声一次次打断。
出使中国五年，蒲安臣叹服这个古老帝国几千年的文明积淀，悉心洞察中国的民情，坚决反对西方列强的“炮舰政策”。
在他任满即将回国时，1867年11月下旬，总理衙门大臣为他设宴饯行，酒酣耳热之际，一桩传奇似的历史事件发生了——清廷邀请蒲安臣为中国第一任出使欧美各国使臣！
中国长期把自己看做天朝上国，各国来和中国交往，都是“万方来朝”。

没有国与国之间的平等的外交关系。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廷被迫设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外交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多个国家派遣使节驻京，也纷纷要求中国派遣使节到各国。
但总理衙门回答说，各国到中国来，通商传教，有事可办，所以应当派使。
可是我们中国并没有到外国去办的事情，无须派遣使节，驳回请求。

这种观念直到1867年才发生变化，在国际压力下，总理衙门终于提出，应当派遣使节到外国，以便“知己知彼”。
据蒲安臣1867年12月17日写给国务卿西华德（William H. 
Seward ）的信说，宴会上，恭亲王等人希望蒲安臣离华后，像英国前任驻华公使一样，卸任后仍向各缔约国解释中国的困难，并转达中国对各国友好的诚意。
蒲安臣立刻答应。
这时，总理衙门大臣文祥对蒲安臣说：

“你何不正式代表我们呢？”
蒲安臣当作戏言，没想到很快总理衙门就请蒲安臣暂缓离华，1867年11月21日，清廷正式下旨，派蒲安臣前往有约各国，“充办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
蒲安臣认为，“这个占全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第一次欲求与西方各国建立关系，而要求这个最年轻的国家的代表作为这种变革的中间人时，实不可忽视或加以拒绝。”
蒲安臣在担任中国第一任出使欧美各国使臣期间，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在1868年代表中国和美国签定了《蒲安臣条约》。
有人认为《蒲安臣条约》是蒲安臣背着清廷签定的，是个屈辱和荒唐的条约。

也有人总结，《蒲安臣条约》是当时中国和外国之间签定的对中国最友好的，或者最无损中国利益的平等条约。
正是这个条约的第七条，为日后清政府向美国派遣幼童留学奠定了法律基础：
第七条：
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须照所有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
美国人欲入中国大小官学学习，也照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

美国人可以在中国按约批准的外国人居住地方设立学堂，中国人也可以在美国办理学堂。
蒲安臣的出现，使容闳的长夜现出曙光。

第8节 我像夜鹰睁开眼睛
容闳奉曾国藩之命出洋购买机器，1864年春到达美国。
转眼间，他从耶鲁毕业已经十年。

他正赶上“1854年级”同学的十年聚会，见到容闳，大家惊喜万分。
当时南北战争正在进行，同学们的话题集中在国家大事，似乎不曾注意，当年那个信誓旦旦要改革中国教育的闳（Wing），今天怎么成了机器商人。
容闳在心里说，买机器，只是我的一个步骤；
我朝思暮想的教育计划，说不定会因此找到实现的机会！
1867年，容闳从美国采购的机器，已经在上海江南制造局铿锵运行。

有一天，曾国藩来了。
在平定太平军和捻军起义后，曾国藩即将出任两江总督。
未到任前，他先在辖区巡行，而最感兴趣的，是制造局。
这位中国机器业的创始人，在容闳带领下，兴致勃勃，一件一件观看从美国运来的设备，看容闳“试验自行运动之机”，听容闳讲解机械的原理。
“文正（曾国藩）见之大乐，”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写道，“乘此机会，我建议他在工厂旁设立一个兵工学校，招中国学生，教他们机器工程的理论与实验。

这样，中国将来就可以不必用外国机器和外国工程师了。”
曾国藩十分赞许，学校很快开办。
容闳在自传中说，对他教育计划而言，这次成功是“小试其锋”。
不久，他就有机会向江苏巡抚丁日昌进言，阐述他酝酿已久的改革方案。
丁日昌也是一个“不愿骑驴的人”，曾任江南制造局首任总办，容闳称他有血性、好任事、勇往不缩。

丁日昌对容闳的计划大加赞许，立刻请他代写条陈。
容闳在购买机器后，曾国藩专折请奖，被朝廷特授五品实官，“以候补同知，指省江苏，尽先补用”，也是“知府级”官员了。
但这级官员仍然没有向朝廷上书的资格。
他们的建议，只能通过具有“奏事权”的四品以上实官代奏。
这是清朝的制度。

容闳写的条陈，有四条建议：
一、建立纯粹为中国资本的股份汽船公司。
二、选派优秀青年出洋留学。
三、开采矿产以尽地力。
四、禁止教会干涉民间诉讼。

“第一、第三、第四条实际上是陪衬，”  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写道，“我眼光所关注而希望必成的，自在第二条。”
因为他知道，官场批答公事，许多建议会被驳回。
一、三、四条实现难度较大，这几条如被驳，“留学”建议或许得以幸存。
“我把想要达到的目标放在第二，也是有意让它不显得过于偏重。”
丁日昌当然是有“奏事权”的，但他还是把条陈呈递给大臣文祥，请这位开明的大学士代奏，以确保这些改革建议不至于遭受阻碍。

文祥正权重一时，丁日昌的缜密的安排使容闳充满信心，他的留学计划志在必得！
然而两个月后，传来令人沮丧的消息：
文祥“丁忧”了。
“丁忧”，就是父母逝世，当官的儿子按制度要退职回乡，服丧三年，不得过问政事。
文祥因“丁忧”而停止工作。

仅仅三个月后，他本人又去世了。
人们很难想象，这位大臣的去世，对容闳是何等沉重的打击，“听到这个消息，我心灰意冷，那种龙腾湖海的豪迈之气荡然无存，”容闳在自传中写道，“厄运接踵而来，仿佛苍天不厌其酷。
……藏在胸中已经十多年的计划，一直没有机会实现；
这一次萌芽刚刚露头，又遭遇严霜。”
希望几乎灭绝。

从“蒲安臣使团”出国的1868年，到1870年，整整三年，苦闷的容闳心有不甘，仍一次次向丁日昌进言，希望丁日昌常向曾国藩提及教育计划，以免日久淡忘。
他没有想到，他的“大计划”，竟然因为1870年发生了“天津教案”而出现了转机。
“天津教案”有如三十年后1900年“义和团事变”的一次预演。
在外国势力日渐渗入中国的大背景下，民众的仇外心理像遇到火星就会爆燃的干柴。
1870年春，当“传教士挖中国弃婴的眼睛制药”的谣言四处散播的时候，暴动发生，无知的民众残杀了法国天主教徒，焚毁了教堂和医院。

曾国藩和丁日昌等被朝廷紧急派往天津，处理中法危机。
容闳也被招到天津，为丁日昌当翻译。
“天津教案”即将处理完毕时，容闳请丁日昌向曾国藩进言，重提教育计划。
曾国藩对此事并不陌生，三年前丁日昌曾经向他提及。
“天津教案”，更使“外交”和“自强”两件大事变得重要和紧迫。

容闳“大计划”的提出，碰上了稍纵即逝的最佳时机。
在自传中，容闳记载了他一生中那个最重要的时刻：
那天晚上，丁巡抚回来很晚，我已经睡了。
他走进我的屋子，把我喊醒。
他说，派学生出洋留学的事，曾公已经同意，他将和其它大臣联衔入奏，请政府采纳实行你所拟的条陈。

听到这个消息，我兴奋得不能入睡，整个夜晚，都像夜鹰睁着双眼，身体飘飘然，如同行走在云端……从1854年在耶鲁大学毕业，到1870年，容闳用了十六年时间，等待，等待，再等待，从26岁，等到42岁。
他的留学计划，终于可以向朝廷正式呈报了。

第9节 把这份奏折载入史册吧（1）
派遣幼童到美国留学，是“中华创始之举，古今未有之事”。
这两句话，是曾国藩和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里说的。

因为“古今未有”，所以这一计划的决定，采取了极其郑重的方式：
1871年8 月5 日，先由当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曾国藩和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鸿章联名，向同治皇帝（实际上是向垂帘听政的慈禧、慈安两位皇太后）会奏；
太后们批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复议；
总理衙门和曾国藩、李鸿章对奏稿进行商议修订，9 月5 日，再将“议奏”呈太后，最后，在9月9日，获得批准办理的圣旨。
在一个多世纪后重读这份奏折，看看曾国藩和李鸿章为派遣“留美幼童”向朝廷陈述的理由，看看他们为幼童留美所拟订、修改的章程，让人不能不为他们的一片苦心充满感慨。

两江总督曾同北洋大臣李奏为拟选聪颖子弟前赴泰西各国肆习技艺以培人才恭折仰祈圣鉴事……这是向皇帝和太后呈奏的规定格式。
开宗明义，请求选拔“聪颖子弟”到国外学习“技艺”。
句中“泰西”是当时对西方各国的称呼，“肄习”，还有下文中的“肄业”，意为“学习”，与现代语言的“肄业”不同。
曾国藩和李鸿章在回顾了近年来和官员们多次会商派学生留洋的过程后说：
……窃谓自斌椿及志刚孙家谷两次奉命游历各国，于海外情形亦已窥其要领，舆图、算法、步天、测海、造船、制器等事，无一不与用兵相表里，凡游学他国得有长技者，归即延入书院，分科传授，精益求精，其于军政船政直视为身心性命之学，今中国欲仿效其意而精通其法，当此风气既开，似宜亟选聪颖子弟，携往外国肄业，实力讲求，以仰副我皇上徐图自强之至意……曾国藩和李鸿章这样评价外国的科学技术：

他们在军事实力的背后，有包括地理、数学、天文、制造等多种知识；
他们重视引入外国的先进技术，把学有所成的“游学”者请到学校，教授各门科学；
他们把陆军和海军的建设看作“身心性命”……今天我们中国要仿效他们的成功之道，最紧迫的，是应当选拔聪颖子弟到海外留学，努力钻研，以实现皇上逐步自强的夙愿……然而为什么要派人留学？
有人说，天津、上海、福州等处已设局仿造轮船枪炮；
京师已设同文馆，请西人教学；

上海也开设了广方言馆培养学童；
似乎“无须远涉重洋”。
曾国藩、李鸿章的回答是：
设局制造，开馆教习，所以图振奋之基也。
远适肄业，集思广益，所以收久大之效也。

西人学求实济，无论为士、为工、为兵，无不入塾读书，共明其理，习见其器，躬亲其事，各致其心思巧力，递相师授，期于月异而岁不同。
我中国欲取其长，一旦遽图尽购其器，不惟力有不逮，且此中奥窍，苟非遍览之习，则本源无由洞彻，而曲折无以自明。
古人谓学齐语者，须引而置之庄岳之间，又曰百闻不如一见，此物此志也！
况诚得其法，归而触类引申，视今日所为孜孜以求者不更扩充于无穷耶？
为了“所以收久大之效”，直接到先进国家内部去追本求源，他们的规划是：

访选各省聪颖幼童，每年三十名，四年共一百二十名，分批搭船赴洋，在外国留学，十五年后，按年分批回国。
“计回华之日，各幼童不过三十上下，年方力强，正可及时报效。”

第10节 把这份奏折载入史册吧（2）
下面是曾国藩、李鸿章附录在奏折后的选派幼童赴美办理章程，共十二条：
商知美国公使照会大伯尔士顿，将中国派员每年选送幼童三十名，至彼中书院肄业原由，与之言明，其束修膏火一切均由中国自备，并请俟学识明通量才拔入军政船政两院肄习。

至赴院规条，悉照美国向章办理。
“伯尔士顿”，是英文“总统”（President ）的音译。
清代，大量外国名词进入中国，音译五花八门，“总统”一词也常译为“伯理玺天德”。
“束修”即学费，“膏火”是给学生的津贴。
这一条说，将请美国公使报告总统，说明中国每年选送三十名幼童到美国中学学习的原由；

学费和学生津贴都由中国自备，待学生学业长进时，量才选拔到军事学院和海军学院。
入大学的程序，按美国的规章办。
上海设局经理挑选幼童派送出洋等事，拟派大小委员三员，由通商大臣劄饬在于上海宁波福建广东等处挑选聪慧幼童十三四岁至二十岁为止，曾经读中国书数年，其亲属情愿送往西国肄业者，即会同地方官取具亲属甘结，并开明年貌籍贯存案，携至上海公司考试，如姿性聪颖并稍通中国文理者，即在公司暂住，听候齐集出洋，否即撤退，以节糜费。
“甘结”，是幼童亲属与官家“甘愿”签定的“具结”，即保证书。
一些幼童亲属的“甘结”流传下来，让我们看见当年的生活习俗。

选送幼童出洋每年以三十名为率，四年计一百二十名，驻洋肄业十五年后，每年回华三十名，由驻洋委员胪列个人所长，听候派用，分别奏赏顶带官阶差事。
此系官生，不准在外洋入籍逗留，及私自先回，遽谋别业。
这一条显示了对现行教育制度的突破——留美幼童在出国前朝廷就赐予“生员”（即俗称秀才）的名分，回国后还有可能“分别奏赏顶带官阶差事”。
这就给了年轻人在科举之外的另一条升迁的道路。
当然规定十分严格，一旦成为留学幼童，便将终生服务朝廷。

面对即将奔赴前往的新大陆，他们的目光和身姿，不正是“少年中国”的写照？

第11节 把这份奏折载入史册吧（3）
以下各条，对幼童留美的具体事宜做了规定：
赴洋幼童学习一年，如气性顽劣，或不服水土，将来难望成就，就应由驻洋委员随时撤回。
赴洋学习幼童入学之初，读什么书，学什么专业，应由驻洋委员列册登注，每四个月检查一次，年终汇总报告。

驻洋正副委员，每人每月薪水银四百五十两，翻译一人，每月薪水一百六十两。
每年驻洋公费银共六百两。
正副委员翻译教习来回路费，每人银七百五十两。
幼童来回路费及衣物，每人银七百九十两。
幼童驻洋学费津贴屋租衣服食用等项，每年计银四百两。

每年驻洋委员将一年花费开单报告，“倘正款有余，仍涓滴归公”，如果费用不足，可报告要求补充。
留美事务局每年的预算，为库平银六万两，以二十年计算，约需库平银一百二十万两。
当时的币值，每四两银约合美金五元五角，所以驻洋委员的月薪等于六百十八美元，翻译的月薪二百二十美元；
留学事务局每年预算为八万二千五百美元。
曾国藩和李鸿章决定，由翰林陈兰彬担任留学事务局正委员，容闳为副委员。

在复议的过程中，根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意见，李鸿章等人对章程做了新的补充，正式呈奏。
1871年9 月9 日（农历八月初八），总理衙门奉旨：
依议钦此。
皇太后的批复只有这短短的四个字，但这四个字却字字千钧。
前无古人的幼童留美计划，从容闳的梦想变成了激动人心的现实。

第12节 泪水在母亲的眼中打转（1）
请倒退一个多世纪，设想一下清政府招收第一批官费留学生的情形吧。
官方提供的条件十分优厚：
赴美留学期限长达十五年，在此期间，政府负责衣食住行等全部开销，还有大学毕业后在美游学两年的花费。
学成归国后听候总理衙门量才使用，这意味着学生不必担心日后的身份，他们先走西学之路，再回正规仕途。

但是美国——那时中国人叫它“花旗国”——何许国也？
那时的美国可不像今天，尽管很多人未曾亲临，但借助DVD ，电视，书籍，电话，互联网，这个国度是如此巨细无遗地可见、可触、可感。
“留美幼童”李恩富，1886年在美国出版了一本书《我在中国的童年故事》（When I Was a Boy in China ）。
他记述了当时人们对这次政府招生的真实反应：
实际上，当时几乎没有哪家的父母愿意把自己的儿子送到一个远得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的国家，而且时间是如此之长。

更主要的是，那个国家据传说住的是一些尚未开化的野蛮人。
招生的困难显而易见，最初几乎就没有人报名；
然而清政府却没有降格以求。
实际上，从在上海设立预备学校招生起，挑选的条件就极为严格：
凡肄业学生必须身家清白品貌端正禀赋厚实资质明敏者方可入选。

其身体孱弱及废疾者概不收录。
凡挑选以年在十岁至二十岁为率，凡十二岁至十四岁者择其文理略通即可入选其十五岁至二十岁必须中国文理通顺及粗通洋文，略解翻译方可入选。
对“社会关系”的严格审查，看来早已有之。
孩子的家庭出身背景要好。
当时清政府刚刚平定太平天国之乱，并打败北方的捻军，因此所选的幼童，家庭成员中决不可有曾经参加“祸乱”之人，以免留下隐患。

本人的品行也很紧要。
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规定，在预备学校的学生中，要将“最暴戾”、“最鄙小”、“最愚钝”的人“斥除”，以防有害群之马无事生非，或因根器太次不堪造就。
出洋学生的年龄，开始定在十三四岁到二十岁，后来修改为十岁到十五岁之间。
这主要是考虑到，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孩子出国十五年，回来已经三十五岁左右。
当时的人寿命短，这时极易遭遇父母逝世，需要“丁忧”即守孝三年。

这样，为国家效力的时间会大打折扣。
此外，章程规定，孩子不仅要聪明，长相还要端正，因为代表大清国出洋，不可有碍观瞻。
姓名粗鄙者，也要责令家长尽快更换，所以，浏览“留美幼童”的名单，仿佛人人出自诗书之家，名字——包括“名”和“字”，个个温文尔雅。
在留学观念淡漠的19世纪70年代，在如此严格的条件之下，仍然有一百多个家庭的父母把儿子送上了赴美留学之路。
这其中有五家人甚至送了兄弟两人前去留学。

置之当日的环境，这一百多个“敢为天下先”的家庭真是非比寻常。
看看这120 名幼童的籍贯，可以发现十分明显的特征。
120 人中，来自广东一省的竟有84人，占了70% 。
此外是22名江苏籍孩子，占18% 。
其余的则零星地来自浙江（8 人），安徽（3 人），福建（2 人），山东（1 人）。

广东籍的幼童中，来自香山县的有39名，在全部幼童中几乎每三人中就有一人是香山人。
这不难解释——容闳是香山人，在招生困难的情况下，他很自然地把眼光投向了毗邻澳门、风气早开的故乡。

第13节 泪水在母亲的眼中打转（2）
而在香山县，最引人注目的是唐家镇。
当年属香山县，今天属于珠海的唐家镇，当年先后送出了七位留美幼童，其中包括日后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的唐绍仪，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的唐国安。

唐家的老者唐有淦先生，在接受采访时拿出一本书和一张图。
书是怡和洋行百年纪念画册，图是一百多年前广东一带和世界关系的示意地图。
在那张手绘的“地图”上，在广东沿海位置赫然标着“唐家”两字，唐有淦告诉我们，早年唐家远在檀香山和美国旧金山的人极多，因此“唐家”这地名如雷贯耳。
据说远在异国的人给家里写信，信封上只须标明“中国  唐家”，便可寄达。
唐家又是中国近代著名的“买办之乡”。

当年著名的怡和洋行买办，后任上海轮船招商局总办的唐廷枢就是唐家人，他和容闳是香港马里逊学校的同学。
这样的买办在唐家不乏其人。
正是这样一些早年就开始和洋人打交道、并且发家致富的人士，成为乡亲效仿的榜样。
沿海地区涉足“洋务”的人，他们能率先送孩子出洋，是“事出有因”的。
全部幼童中，有31人父亲的职业和“洋务”有关。

一大批讲粤语的孩子，构成“留美幼童”群体独特的风貌。
这批孩子进入美国时填写的中文姓名音译，就像当年容闳的名字是“Yung Wing ”一样，都以广东话发音，例如“唐国安”写成“Tong Kok On ”, “钟文耀”，写成“Chung Mun Yuw”，“梁如浩”写成“Liang Yu Ho ”；
这使后来不谙粤语的历史考证者，在美国的图书馆或档案馆面对中国“留美幼童”名单的时候，常如破译密码般煞费苦心。
和“留美幼童”中广东人居多、商家子弟居多的情形正好相反，尽管清政府刻意要求选拔学生“不分满汉”，却不见一个八旗子弟报名。
120 人中也决无汉人高官的子弟。

那个年代，出国，可不是什么挤破头的时髦事。
当时所有留洋孩子的父母都要和政府“具甘结”，即签订一份合同——那几乎就是一份生死文书。
当时的家长，仅仅朦胧看到孩子可能的前途，就义无返顾地把他们的一生交给了政府。
“留美幼童”詹天佑的父亲詹兴洪照章具结的全文是：
具结人詹兴洪今与具结事，兹有子天佑情愿赴宪局带往花旗国肄业，学习机艺回来之日，听从中国派遣，不得在外国逗留生理，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此结是实。

童男，詹天佑，年十二岁，身中面圆白，徽州婺源县人氏。
曾祖文贤，祖世鸾，父兴洪。
同治年十一年三月十五日    詹兴洪亲笔画押“在和我的叔叔、婶婶、兄弟姐妹以及街坊邻里告别后，我用传统的方式向我母亲做最后的告别。”
幼童李恩富在他的自传体回忆录《我在中国的童年故事》中描述了他离开家乡前往上海预备学校和家人告别的场面：
“我没有拥抱她，也没有亲吻她。

噢，这在中国传统礼仪中可不是体面的做法。
我所做的就是向我们的母亲磕了四个头。
她想装出很高兴的样子，但我能看见泪水在她眼睛中转。
她只是给了我一些零花钱，嘱咐我做个好孩子，经常给家里写信……”正像李恩富在自传中所慨叹的——“母亲的爱，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最伟大的。”

第14节 惊涛三万二千里
Do you remember the paths where we met?Long, long ago, long, long ago.Ah, yes, you told me you'd never forget,Long, long ago, long ago.可记得我们相会的那条路，多年以前，多年以前。
你告诉我你将永不忘怀，多年以前，多年前。
——美国民歌《Long Long Ago 》（《多年以前》）第一批“留美幼童”于1872年8 月11日（农历七月初八）起程赴美。
这一年，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份重要的报章——《申报》恰在上海创刊。
8 月5 日（农历七月初二），是该报创刊后的第八十三号，这天报纸的第三版报道了“留美幼童”谒见美国驻沪领事的消息。

报道说，八月三日早晨，学生们浩浩荡荡，乘坐四十多乘轿子，来到领事馆门前——……诸学生下舆，随同护送官员刑部郎中陈君兰斌（应为彬——笔者注）等鱼贯而入。
冠履庄严，跄跄济济，皆衣葛纱缺襟袍，腰系带钩，凉帽、尖靴、荷包、扇坠焕然全新，亦复斐然可喜，望而知为他时经纬之才也。
既至署内，排立厅上，二人为一行，大有鹭序鹓班气象。
美领事霁颜接见，温语慰劳，其大意若曰：
尔诸生生长中国，远适外洋，以习西人之学，此固从来未有之创举，亦大清皇帝励精图治、迈绝千古之新政也。

余观尔诸生，莫不颖悟英发，气宇轩昂，深愿而诸生莅止我邦之后，各殚竭智力，奋志读书，而于算术机器之学，亦宜究心参考，俾技精而艺熟，将来返至中土，上能仰副大皇帝孜孜求治之至意，下能供国中人之需焉。
尔诸生此时皆年未弱冠，迨十五年后，正及壮年，古人所谓幼学壮行，尔诸生殆其有之，夫此事有益于国，有便于民也，固人人皆知矣。
予又深望于尔诸生者，愿尔等之能扬其声名，显其父母，俾天下咸生羡慕，后世播为美谈也，尚勉旃哉。
余日后返国时尚能与诸生相见，其各自爱，毋负所期可耳。
诸生环坐供听，无不欣欣然有喜色也。

殆闻扬名显亲之语，又莫不有扬眉吐气激昂青云之意也……前后四批，共一百二十名“留美幼童”，都是乘坐轮船，跨海三万二千里，横渡太平洋去美国的。
当时的轮船被称作“明轮船”，因为船只前行，靠的是船舷两侧露出水面的一对巨大的驱动轮。
中国词汇“轮船”二字，对于那样的船来说是再传神不过了。
有一个叫祁兆熙的人，是奉命护送第三批“留美幼童”的小官，那批幼童中还包括他自己十二岁的儿子。
精细的祁兆熙，留下了一部《游美洲日记》，成为记述幼童赴美行程的宝贵的第一手史料，它绘声绘色，把后人带回一个多世纪前的跨海旅途。

在他的日记里，我们看到——在上海登船的头天晚上，天真的孩子们看到洋泾浜——那条河的位置，即今天上海的“延安路高架”一带的“自来火灯”（煤气灯）“簇簇匀排，荡漾波心”，快乐之极。
启航的时候天蒙蒙亮，他们兴冲冲全部早起，观看轮船驶出吴淞口。
午后的天气变坏了，“风雨交加，舱面不能行走，晕浪者呕吐大作，俱睡而不能起。”
风浪一起，舱间便“多啼哭声，不得安睡”。
次日早晨，广东籍居多的幼童们想饮茶，船上的雇工“应酬甚好”。

但孩子们未喝几口茶，立刻呕吐，晕船又开始。
这一整天“风雨连绵，晕浪者饮薄粥而已。
晚十二点时，颠簸又甚，诸生多啼哭声，不得安睡”。
启航十多天后，风浪更加凶猛。
祁兆熙写道：

……水如黑水洋，该处海面最大，余唯笑看千万黑山飞过而已。
夜，雨浪入舱。
……方与容阶（翻译）坐谈于卧房，浪砰然洞窗入，一吓而忘言。
……午后雨大风急，晕浪者七八人。
……晚饭后，船极不稳，……有泼水进房舱者，移卧中舱。

……七点起，横风极大，如山巨浪，排闼飞来，声沸万鼎，奇观大观！
唯卧房幽黑无睹，箱笼被浪颠掷，旋整旋翻。
西人亦曰：
此船二年以来，未逢此风浪。
……昏昏然，坐立不安，寝食不稳。

在船行走，两脚如醉人，东摇西掷，身不由主。
可是幼童的适应性也真强。
经过十来天的航行，晕船者开始减少。
每遇大风暴，祁兆熙等大人们还如醉汉，可孩子们却“嬉戏自得，毫无恐怖”。
到了深夜，小家伙们还“在大菜间游行”，喧哗不已。

他们甚至有些喜欢风浪，因为风高浪急的时候，祁兆熙就会免除他们每天的功课。
祁兆熙是个十分尽职的官员，他发给幼童们《太上感应篇》、《三训合刊》，每天上午宣讲。
晚上则让孩子们温习“西书”，他要求严格，有差误者，要挨打手板心。
幼童们开始吃不惯船上的西餐，把祁兆熙治喉咙痛的咸西瓜皮抢吃精光。
但是航程刚刚过半，多半幼童已经习惯了牛奶面包。

早晨八点半，中午一点半，晚上六点半，当用餐小锣敲响，他们就会饶有兴致地坐到餐桌旁。
“每人坐处大碟一，勺一，刀一，叉一；
洋布手巾一方，束以白铜圈。”
祁兆熙记述的食物有牛肉、羊肉、鱼、甜咸皆有的面饼，饮料有奶茶、冰水。
“饮毕，进高脚瓷盆四，装水果二、干果二，每人随意食之。

干果即胡桃、杏仁、葡萄干等。”
聪明的幼童们，迅速学会了船上一些外国人的投掷沙包游戏：
“在舱面上，以囊沙如枕七八，互相抛掷，作消闲舒筋骨”。
在祁兆熙的日记中，还可见到他管束教育淘气幼童的记述。
他曾“薄责”三名不守规矩的孩子，管教几个“寻口舌”斗嘴的人。

一天，有几个幼童从甲板上捡回外国人遗弃的地图，他看到后严厉斥责，命送回原处。
不仅如此，他还把幼童集合起来训话，告戒他们说：
“用了船上的东西，一定要归还原处；
精细的东西，千万不能损坏；
只有这样，人家才说你聪明，不会讨厌你。

你们给我记住！”
三十天航行终于结束，预备在旧金山上岸之前，祁兆熙打开衣箱，让幼童换好上岸的服装，那是一套崭新的衣服：
“蓝绉夹衫，酱色绉长褂，缎靴。”
“为到金山上岸光辉。”
——祁兆熙想到的是大清的形象。

第15节 开足马力的年轻国家
1872年9 月15日，美国《纽约时报》报道：
昨天到达的三十位中国学生都非常年轻。
他们都是优秀的有才智的淑女和绅士，并且外表比从前到访美国的同胞更加整洁。
三位满清官吏阶层的监护人和他们同行。

中国政府拨出100 万美元作为他们的教育经费。
中国政府计划每年选派三十名学生前往这个国家。
锦缎长袍，留着长辨的大清幼童，让新大陆的人们辨不清性别。
百年前的旧金山突然来了这么一群着锦衣绣裳的少年，自然引得“从而观者如云”。
而新大陆同样让幼童睁大了双眼。

“旧金山对我们这些放飞的十几岁的男孩来说象个天堂。”
第二批留美幼童李恩富，回忆他们初次踏上旧金山土地的感受，“我从没见过有那么高的摩天大楼”，“这里有煤气，有自来水，有电铃，还有一种‘升降梯’，所有这一切极大地满足了我们到一个新地方的好奇。”
而最最让幼童感兴趣的莫过于“火车”。
火车是那个时代最时髦的事物，这种新式的交通工具在一开始的时候几乎让这些男孩瞠目结舌，当得知那两条细细的铁轨就是一种被称作‘FIRE—CAR ’‘火’‘车’的东西行走的道路时，“我实在不明白，什么样的车可以在那上面行走，而且据说是被‘火’推进着。”
第一次见到火车，显然它不仅仅只满足了这些男孩好奇的目光，六年后，他们中的一名男孩进入了耶鲁的工程学院，三十二年后由他主持修建了闻名遐迩的京张铁路，詹天佑的名字在中国家喻户晓。

如果要问幼童来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要问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是什么样的？
“火车时代”无疑是最好的概括。
在第一批幼童抵达美国仅三年前，这个年轻的国家刚刚修筑完成了横跨大陆的火车干线。
火车带来的是速度，是利润，是新奇事物蓬勃出现，是对传统作坊式的农业时代的挑战。

十几年前还处在田园牧歌时代的土地，一夜之间从东到西冒起了滚滚浓烟。
这个建国不足百年的国家轻装上阵，朝气蓬勃，一种称作“美国精神”的东西，吸引着来自全世界的新移民在一块尚未开垦的土地上去实现各自的淘金梦想。
经过四十天航行，中国“留美幼童”从太平洋西岸世界上一个古老的帝国，来到了太平洋东岸年轻的共和国——美国。
从旧金山出发，他们开始了了横跨美洲大陆的火车旅行！
就在几天前，幼童们还在为这种被称作“FIRE—CAR ”（火车）的新鲜东西称奇，现在，他们就要亲身体验坐火车长途旅行的滋味了。

祁兆熙记述：
车轮一发，山川，田地，树木，恍如电光过目。
忽进山洞，比夜更黑，不见天日。
晚六点钟，忽见积雪。
过淘金山，佳哉山色……忽然，这位带队官员想到什么，“急令诸生，勿探头出，恐有撞击。”

因为他曾听人说，万一跌下火车，“血不出而气已绝，吁！
险极。”
火车上面安置的一切，也吸引着他们的目光。
祁兆熙在日记中对当时火车的设置做了详细的描述：
火车的头尾各有两个火炉，各有两个水盆，有厕所两个。

两侧是座位，上侧还有可放倒的卧铺位，之外也有卧铺舱位，每舱四人，每人每宿要三到四元。
车上用的灯是洋蜡烛。
还有可撑起也可放下的小桌供人们吃饭使用。
那时的火车没有餐车，所有乘客的吃饭问题，都要在停车期间到站台解决。
每次停车的时候，就有黑人雇工报本站停几个“米粒”。

“米粒”是祁兆熙对英语“minute”（分钟）的音译。
那些站台的食铺，卖的大都为牛肉、羊肉和馒头，每人每次花费一元，食物既糟价格又贵。
短暂的停车时间，是旅客疯狂就餐的时间。
作为幼童的带队，既要“保护诸生下车，点诸生上车，又要保护公司银箱”，所以每到吃饭的时候，祁兆熙只能留在车厢看护行李，“饥不得食，渴不得饮”，始终是吃着幼童带回的面包，就着冷水解渴。
幼童有这样一位恪守职责的领队护送赴美，何其幸哉。

七天的火车旅行颇不宁静。
在19世纪70年代，美国西部尚为一片未开垦的土地，幼童目睹沿途赤背红发的印第安人，在宽广的高原上，弯弓盘马射杀美洲野牛的惊险场面。
火车随时可能被成群结队受惊的野牛野马所冲撞，但最惊险的则是路遇火车劫匪。
在今天，美国人家喻户晓的火车劫匪杰西·詹姆斯（Jessy James ）兄弟就是那个时代的“英雄”。
可能是太臭名昭著，他们俩被广泛地搬上美国的影视文学作品，成为美国历史上的传奇人物。

不想，当第二批幼童行进在横跨美洲火车上时，和这群匪徒相遇了。
“火车的引擎被砸坏，司机被谋杀！”
幼童李恩富在回忆录中详细描述了他们遭遇匪徒的经过。
我们正在目不转睛地凝视着窗外无尽的大草原，突然，火车剧烈地向后踉跄地滑了一段，又猛烈地向前冲了几英尺，然后遇到阻碍，又向后退。
车厢里一片混乱与恐慌，在旅客惊恐的哭喊声中传出了枪声。

我们被眼前的一切吓得毛骨耸然，两个凶神恶煞般的匪徒，在只有四十英尺以外的地方举枪向我们瞄准。
老师喝令我们赶紧蜷缩起来，我们惊慌地从命，缩在椅子下面浑身颤抖。
在这个时候大家肯定都在祈祷神的保佑，老师大概从来没有这般虔诚地祷告，有人还听到一位老师祈求中国所有的菩萨的来显灵救他。
半个小时之后，这恐怖的局面结束了。
一位车道工拿着油灯跑了过来。

他向大家报告了险情经过。
有五名匪徒劫持了火车，其中有三个家伙穿得像印地安人，他们抢走了车上的一些金条，杀死了机车司机，毁掉了火车的引擎。
铁路人员正派人到附近的电报房去，通过一种叫“电报”的东西请求派另一位火车司机来。
许多年后，有几十位“留美幼童”投身中国新兴的电报业，若干人当了各省电报局长。
他们不会忘记，他们竟然是在那样一个惊险的时刻第一次认识“电报”这东西的。

第16节 温暖的康涅狄格河谷
“留美幼童”乘火车到达的终点站，是康涅狄格河畔的SPRINGFIELD （当时中国人给了这座城市一个清新的名字“春田”）。
新英格兰地区这条著名的康涅狄格河，从麻省流向康州，流入大西洋。
我们曾在它的入海口，登上专供旅游的老式蒸汽火车，溯流而上，寻觅散落在河谷地区的一个个美丽的小“Town”（镇）。
中国“留美幼童”曾居住在沿康涅狄格河谷的数十个小镇，感受过这里的暖意。

1872年2 月5 日，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F.F. 
Low）写信给美国政府，提到他在天津会见李鸿章的一次谈话。
“此次会谈中我得知，派遣一批幼童前往美国接受教育的计划正在考虑之中，数月后此计划将会最终决定，并会将细节详细地通知我。
总督说，如果我对此项计划评价好并感兴趣，在适当的时候把此事禀报给我的政府，他将感激不尽。
同时，如果我能在权利范围内对学生们给予安全、关心和照顾，促使他们进入合适的学校，学院和大学，他将非常高兴。”

这位外交官在信中积极评价了清政府的这一举动，他说，让中国的孩子在国外接受教育，这一概念和付诸实施的行为在我看来是进步的最有希望的征兆之一。
它证明了两点：
首先，抛弃了那种驱逐外国人而一心建立自己专有帝国地位的思想。
第二，高层官员认识到了如果要与基督教国家竞争的话，在发展自己国家财富的同时外国知识是不可缺少的。
此外，他提到，李鸿章和他说起，美国在教授应用知识方面比欧洲学校更具有优势，这也是他们为什么要挑选美国作为学生留学国家的原因。

很快，李鸿章得到了美国国务卿的积极响应：
“毫无疑问，我国政府将会尽一切努力来促成你所期待的此项计划的开展。
我非常认同阁下这项运动的发起。
我相信它会给你的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的利益并，进一步增进已经存在美国和皇家帝国之间的友谊。”
幼童赴美和容闳密切相关。

这个日后倾其全部精力在留学事务局上的耶鲁毕业生，在此之前，已经为这项计划的实施游走了17年的时间了。
现在他被清政府任命为幼童赴美留学肄业局的副委员，开始着手负责所有幼童赴美后的具体事宜。
日后，120 名幼童全部分散在美国东部新英格兰地区，中国留学事务局大楼在康州首府哈特福得落成，20多名幼童进入耶鲁大学学习，所有这一切都和容闳的努力不无关系。
1872年2 月17日，距幼童上路还有半年，容闳给耶鲁校长波特（PORTER）先生写信，告之这一让他无比兴奋的计划得以实施的消息，并就日后学生赴美的具体计划向这位师长请教。
让我愉快地告诉你，去年的10月1 日，在没有任何力量胁迫的情况下，我的政府已经最终做出决定选派一批孩子去美国接受完全的教育，日后回到中国为政府的各个部门服务。

政府最希望他们在美国学习的领域包括军事、航海、医学、法律和建筑工程。
在科学方面，他们应该掌握化学、自然哲学、地质学、天文学。
他们不许加入美国国籍，不许在美国永久居留，也不许中途因为追求个人利益而中断学业。
他们得到政府的全额资助，他们应该对我们的政府负有责任，如同美国西点军校、安那波利斯军校的预备军官对政府承担的义务一样。
在给波特校长的信中，容闳同时对幼童的住宿细节问题和具体教育方式向他请教。

我不得不考虑这些幼童在美国的住宿问题。
城市的花费现在非常的高，或许我们可以考虑让他们居住在乡下。
那里不像城市那样热闹，而朴素的风土民情，可能更有助于让孩子们养成用功的学习习惯。
另外，是否应该考虑将这些孩子分开居住，让他们进入不同的学校，这样对提高他们的英语学习更有益处？
是让他们进入寄宿学校还是把他们分散在不同的美国人的家庭中？

是让他们先集中在一起住六个月，还是立刻就他们分散开来？
这些我认为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把他们陈述给您以便得到您的意见。”
收到容闳的信之后，波特校长立刻把这一留学计划告诉当时的康州教育局局长诺索布（NORTHROP）  先生。
为了让这批年纪尚小的中国幼童能够尽快学习语言，并能得到家庭的关怀，他们最终决定，将幼童三五一组，分散到沿着康涅狄格河谷的美国人家中。
消息传出，愿意接受中国幼童的美国家庭踊跃报名。

当第一批幼童到达时，已有122 个家庭表达了意愿。
这些美国人多数是教师、医师和律师，康州教育局统计，他们有能力接受224 名中国幼童，而这批中国幼童的人数是30人。
对幸运地获得批准的“Hostfamily”（负责接待的家庭），诺索布专门写了一封信。
他要求家庭教师们掌握孩子们的作息时间，孩子们还很幼小，在慈爱的同时也要严格要求，注意道德培养，注意中文的温习。
他还特别提到了幼童的健康：

“要让中国学生知道卫生之道，要让他们经常洗澡。
遇到天气有变，必须躲避风寒，尤其在出汗后要特别谨慎，以免发生意外！”

第17节 “孩子们，睡觉的时间到了！”
“留美幼童”李恩富得到了平生第一个“Kiss”——一个美国母亲的吻。

“我运气真好，被分配到了春田一位和蔼可亲的女主人家中。”
他在自传里写道：
“当我被指派给她时，她把我一下拉进怀里并吻我。
这一举动惹得其它男孩哈哈大笑，弄得我面红耳赤，因为那是我自出生以来得到的第一个吻……”护送幼童的官员祁兆熙，在日记中也记述了“外国先生接踵到寓，来接诸生”的情景。
那是一个星期天，早餐后，接待幼童的美国家庭的主人——有男有女——纷纷前来，容闳和他们逐个见面交谈，拜托一切，然后，让两人一组的孩子谒见他们的家庭教师,随即，孩子和他们的美国“家长”乘上马车。

祁兆熙“奔走其间”，对幼童一一训勉，不觉黯然神伤；
一些孩子在告别这位官员时也落下了眼泪。
毕竟，三万二千里“同舟共济”的印象太深刻了。
祁兆熙感到宽慰的是，美国人都那样喜欢中国的孩子。
他看到两位女主人，脸上浮现着“亲爱之情”。

李恩富回忆：
“我们初次在美国主人家中露面的情景，一定让他们觉得非常有趣滑稽，因为我们全部中式打扮，拖着小辫子，穿着缎面的鞋子，戴着小缎帽，丝制长袍，外套白色亚麻褂子。”
在麻省西部山区的李镇（LEE ），教堂助祭海德（Alexander Hyde）家来了两位中国幼童。
当他们身穿锦缎长袍出现时，全镇为之轰动。
这两个幼童对村子里的牲畜和家禽格外有兴趣，一个酷爱养鸡，一个喜欢和邻居的小猪逗乐。

这个头戴瓜皮帽、脚蹬厚底布靴的小家伙，有一天追逐着一头小猪奔跑不息，镇上的人们则像观剧似的大笑不已。
在康州哈特福德，巴特拉（David Brtlett ）的家庭住过多名幼童，包括后来做了清政府外务大臣的梁敦彦、天津北洋大学的校长蔡绍基和开平矿务局副局长的吴仰曾。
对中国幼童来说，巴特拉家庭的几位女儿都像是可亲的姐姐（她们中有两位在1911年应梁敦彦之邀曾到中国访问了一年）。
吴仰曾回忆，她们中的玛丽（Mary Bartlett）是一位纪律非常严格的人。
当幼童们进餐时刀叉拿得不对，她会立即纠正。

晚上九、十点钟，幼童们仍然在阁楼上说笑时，她会在下面学着大人的腔调喊道：
“孩子们，睡觉的时间到了，不许再说话！”
第三批幼童的带队官员祁兆熙带去了自己的儿子祁祖彝。
在完成任务准备回国前，祁兆熙乘火车到South Hadley Falls小城看望住在Moore 家的祖彝和另一名幼童朱宝奎。
祁兆熙写到，老师家种有许多苹果树，他们每天在那里“畅吃苹果。”

老师家住在山上，有八、九间房屋。
家中有四人，女老师姊妹两人，有一年近六十的母亲。
四周没有邻居，屋后就是果园，“依山傍水，大有秀气。”
祖彝告诉父亲，“自到馆，目见不满二十人。”
父亲说，读书就要到这样清净的地方。

孩子们到达的那天，女老师为他们整理衣箱，分书桌，桌子有很大的抽屉。
两人同睡一个很大的床，床上被子枕头齐备。
晚上等他们睡下之后，女老师给他们关灯，还给他们的洋布手巾缝边。
祁兆熙发现，儿子到美国人的家里才短短几天，和主人用英文交谈已很熟练。
说到学习英文的方法，幼童李恩福回忆，刚开始的时候，主人要求他们通过实物的方法学习英文。

比如在饭桌上，让他们学习各种食物的名字，如果记不住某道菜的名字，就不能吃那道菜，用这种办法学习，英文进步速度实在惊人。
以幼小的年龄出现在新英格兰的土地，幼童们像一块块被扔进水中的海绵，吸吮着身边的一切。
同样，这些来自东方的孩子出现在康涅狄格河谷，同样给美国人带去了有异国情调的新鲜神秘的空气。
哈特福德城的卡普隆（Capron）小姐和中国幼童年龄相仿，她的家和中国教育使团在同一条街上。
中国教育使团的专员陈兰彬搬进了家隔壁南面的那套住宅。

全部随从有两名老师，厨师，洗衣工，男仆，裁缝和秘书，也曾有幼童住在那里，两家仅隔着一道栅栏。
卡普隆小姐回忆：
我们总是冒冒失失地坐在圆形的木栅栏上，玩着最喜欢的游戏——教一位中国洗衣工英语单词，他将洗衣盆从地下室搬到了草地上。
尽管我们的距离伸手就能够得着，但我们还是大声喊着每一个单词，感觉这样可以更好的让他记住。
他脸上笑得像朵花似的，并跟随我们重复着每一个单词，当他发不准“R ”这个字母的时候，我们一边笑一边又大声叫了起来。

卡普隆记得，她的新邻居总是穿着一丝不苟的丝制中国长袍，而她和她的邻居孩子们如果想要找一些什么让他们开心的事情，首选就是去按响中国邻居的门铃，而他们总是被很有礼貌地引进房子。
这所房子尽管外观建筑和大小和她家的一模一样，但里面的陈设却大相径庭。
没有椅子，墙上挂着巨大的挂毯、版画和其它一些工艺品。
在起居室的东北角摆放着孔夫子的像和一个神龛。
中国人住的地方，对于一个美国孩子来说，太有吸引力了——在前门台阶尽头是门厅的壁橱。

在我们家，这里是用来挂衣帽的，但中国人家里这个地方却装满了盒子，盒子里面是干果和糖果。
我们总是被非常正经八板地领到楼上，每个人都分到一块糖果。
糖果真好吃，因此我们经常来。
我们总是得到友好的款待，从来也没感觉不受欢迎。
1874年，哈特福德城的中国幼童收到从国内寄来的一个包裹，里面装满了各种吃的，其中有一种在哈特福德人看来非常奇异的小饼干。

收到包裹的孩子非常慷慨地请他的美国朋友一起品尝。
但是却没人敢张嘴尝一尝，或许是害怕，这些来自中国的奇异小饼里面有什么东西不利于美国人的胃。
美国的东西，也有中国幼童不敢尝试的。
李恩富回忆：
星期天到来了，午饭后，女主人叫我们做好准备去主日学校，那时我们只懂一点点英语，只听见‘学校’两个字，心想，糟了，星期天还要去学校。

我们收拾课本准备出发，结果我们的监护人使劲向我们表明不需要带书本。
我们就空手出门了。
等到达‘学校’后，和我住一块的伙伴嘀咕到，‘这是一所教堂，’。
我们仔细打量了一下，发现里面的人正在起立唱歌。
是教堂！

教堂。
我们一边嘀咕着，一边以你能想象的最快的速度冲出教堂，直到回到我们住处的房间。”
经过亲眼观察，护送幼童的清朝官员祁兆熙感触良多。
他在日记中写道，西方国家开有全国性的学校，男女都识字。
即使在大学校堂中，多半也是女老师。

“因女子在家心静，学问且多胜于男子。”
孩子们在六、七岁进入小学，“犹中土读四书也；
”在中国，是孩子开始读《四书》、《五经》的年龄；
十岁换到一中学堂；
等到了象我们中国的“开笔之时”，西方的教育是开始问孩子本人愿意学习什么。

这时，你可以选择兵法、机器、贸易，在大学堂里有各种不同的专业设置。
送进去学习几年之后，“自然成就，法尽善已。”
自然而然地就培养成材了，这个办法真是太好了。
由此，祁兆熙议论，中国的教育体制，“惜少真工夫。”

第18节 孔夫子在美国
在美国的人的眼里，来自遥远中国的“留美幼童”们聪明，可爱，又不无神秘：
他们的筷子，他们的毛笔，他们屋子里的神龛和孔夫子圣像。
分散居住到各处的幼童，会被定期安排回哈特福德，在留学事务局学习中国功课。
于是，好奇的美国人有时可能会听到，在他们的楼房里，会传出这样的奇妙的音乐般的读书声：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将逊于位，让于虞舜”……“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干：

元、亨、利、贞。
潜龙勿用。
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公入而赋：
‘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
’姜出而赋：

‘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子曰：
夫孝，德之本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这是中国学生的必修课。
它们包括：
五部儒家经典，也就是被称作“五经”的《诗》、《书》、《礼》、《易》、《春秋》。
《孝经》，也是儒家经典。

《小学》，是宋代理学大师朱熹等编的包括《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嘉言》、《善行》等文章的儿童教育课本。
幼童们还要学习《国朝律例》，也就是朝廷颁布的法规。
对一百多年后的中小学生来说，这些功课有一多半至少是过于艰深了。
但在当年，这是必须。
这些课本，许多是中国文化的传世经典，而它的核心，是孔夫子的学问。

一代又一代中国的学子，一辈子和这样的经典厮守。
所谓“悬梁刺股”、“凿壁偷光”，都是苦读者的典范故事；
所谓“皓首穷经”，就是不惜怀抱着这些诗书，在科举道路上走到白头无怨无悔。
因为儒家的经典，规定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伦理，是治国、立家、做人的根本规范。
国家，家庭和个人的根基可动摇不得啊。

洋务派领袖人物，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早在办船政学堂时就告诫学生，要“以中国之心通外国之机巧”，决不可“以外国之习气变中国之性情”！
这也是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领袖人物的共识：
中国越是遇到危机，越是需要学习西方，就越是不能忘了这些根本。
这样的思想，后来被张之洞提炼为八个大字：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由曾国藩、李鸿章奏请朝廷批准的《选派幼童赴美办理章程》规定：
“每遇房、虚、昴、星等日，正副二委员传集各童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尊君亲上之义，庶不至囿于异学。”
这就是说，幼童的各种中国书籍中，还有一本特别的《圣谕广训》，在留学期间是要反复读的；
不只是读，还得由正委员陈兰彬（后来是容增祥、区谔良、吴子登）和副委员容闳每七天定期宣讲一次。
这究竟是一本什么书呢？

原来，“圣谕”是清朝康熙皇帝在十七岁那年，告诫老百姓做人的道理和应遵守的规章制度的十六句话：
敦孝悌以重人伦。
笃宗族以昭雍睦。
和乡党以息争讼。
种农桑以足衣食。

尚节俭以惜财用。
隆学校以端士习。
黜异端以崇正学。
讲法律以儆愚顽。
明礼让以厚风俗。

务本业以定民志。
训子弟以禁所为。
息诬告以全善良。
诫匿逃以免株连。
完钱粮以省催科。

联保甲以弭盗贼。
解仇忿以重生命。
从那时开始，清朝建立了一个制度，每逢初一、十五，都要由地方官员和军队将领向士绅、百姓、官兵讲解康熙的十六条“圣谕”。
讲解有一套严格的仪式，讲解的内容，是一些官员对“圣谕”所写的阐述专著。
后来，雍正皇帝对康熙“圣谕”又进行演绎和阐释，作成《圣谕广训》，每一条都配有600 字左右的解释文字，总计上万字，被称为“万言谕”。

它用简约的文言写成，百姓难懂，所以后来又有多种白话解释本。
到了幼童出洋的同治、光绪年间，每半月一次讲解《圣谕广训》早已成为强制性制度，不但用官话讲，还用方言俗语讲，有吴方言本流传于世。
《圣谕广训》还被外国人重视，有英、德、俄、法、意、葡等多种翻译本。
《圣谕广训》是万千学子人手一册的书，是清代童生考试（俗称考秀才）的必试内容，按照规定，每次考试的最后一场都要指定誊清十六条“圣谕广训”中的一条，错十个字就不及格。
对“留美幼童”，朝廷规定“每遇房、虚、昴、星等日，正副二委员传集各童宣讲《圣谕广训》”。

所谓“房、虚、昴、星”，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家确定的“二十八宿”的名称，他们把沿着黄道和赤道附近的星象划为二十八个不同部分，每个部分为一“宿”，每一日都有值日宿名。
这样，按照朝廷的规定，留学事务局每七天要向幼童宣讲《圣谕广训》一次，比国内的宣讲次数还多了一倍。
如果和现代星座对应，那么，每当天蝎座（房宿）、宝瓶座和飞马座（虚宿）、金牛座（昴宿）、长蛇座（星宿）位于中天的日子，《圣谕广训》就要开讲。
“务令以孝悌为本，才能为末。
器识为先，文艺为后。

所读书皆正书，所交者皆正士，确然于礼义之可守，惕然于廉耻之当存。
……在野不愧名儒者，在国即为良臣！”
《圣谕广训》里的这些句子，幼童们是应当出口成诵的。
按计划，幼童留美十五年，即使每次宣讲只讲一句“圣谕”，每年就要宣讲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三遍，一名幼童在美国留学的日子里，要循环往复地听四十五遍！
《圣谕广训》似乎比四书五经都更受重视，因为它是本朝两个皇帝的教导，而且讲的是眼前的规矩。

如果说，向不识字的老百姓宣讲，是要让他们当顺民；
那么，朝廷规定向“留美幼童”宣讲《圣谕广训》的目的——“示以尊君亲上之义，庶不至囿于异学”就更有深意。
其实，“尊君亲上”正是孔夫子学说的核心，和幼童们在异国接受的“异学”有明显的不同，朝廷决不愿意看到幼童们成为“异学”的俘虏。
有一位名叫黄暄桂的幼童（这个名字并不在120 人之列，应当是和官费生同来美国的自费学生），在美国写下了一首诗，留下了幼童所受中国式教育的特殊印记：
十载攻书向学堂，果然富贵出文章。

鳌鱼涌出千层浪，丹桂开时万里香。
三级浪中龙见爪，九霄云外凤翱翔。
状元榜上标金字，直入皇都作栋梁。

第19节去和马克·吐温的女儿跳舞
“我在哈特福德西部中学学习了一年，朱莉娅小姐教我们钢琴和唱歌，在BRIGHTWOOD我学习舞蹈……”“留美幼童”容尚谦回忆他在哈特福德的中学生活，他提到的课程，既有音乐、舞蹈、油画，还有轻量级的拳击——这恐怕和他的身体状况有直接关系。

在到美国的第三年时，他的眼睛和血液都出了问题，留学教育事务局要把他送回中国，他苦苦恳求如他要死了的话他就死在这里，不要把他送回去连累他的父母。
在身体状况好一些的时候，他开始进入哈特福德西部中学学习，他说是在这里作好准备，一年后进入哈特福德著名的公立学校——哈特福德高中。
而在西部中学这一年里，他的班上有两位女同学恰恰是大作家马克·吐温的女儿。
今天到哈特福德似乎很难看出，100 多年前这里曾经辉煌一时。
它是美国保险业中心，制枪业中心，出版业中心。

打字机和手术麻醉药是在这里问世的。
在哈特福德，聚集着有影响的教育家、艺术家、文学家，其中包括1851年写《汤姆叔叔的小屋》的女作家斯陀夫人、美国大文豪马克·吐温。
当年中国留学教育事务局的大楼也坐落在这个城市。
马克·吐温在1868年，也就是第一批幼童到来的前4 年，才从巴法罗迁入哈特福德。
那时他已经享誉美国文坛。

就在第一批幼童到达哈特福德的第4 年，1876年，马克·吐温出版了那本著名的《汤姆索亚历险记》。
对于中国留学教育事务局来说，马克·吐温不只是一个大作家，他是哈特福德幼童们的邻居，是留学教育事务局的好朋友。
他的住处今天已成为著名的博物馆，我们前去参观，才身临其境地感受到，“马克·吐温小屋”和中国“留美幼童”当年住过的地方、读书的学校原来仅隔三两个街区。
博物馆里有一个巨大的八音盒，确切地说，是一架“八音琴”。
在上满发条后，它可以完整地演奏一首圆舞曲。

当地一位作家（他是《推切尔牧师传》的作者）告诉我们，当年中国幼童常来到这里，和马克·吐温的女儿跳舞。
提及马克·吐温和留学教育事务局的关系，不能不说到哈特福德的另一位人物，当地避难山教堂的牧师推切尔(Rev.Joseph Hopkins Twichell) 。
人们这么评价推切尔牧师，说他到哪个教区当牧师，哪个地区的地产就要跟着升值。
他总是成为一个地区人们的精神领袖。
当年马克·吐温正是在哈特福德见到推切尔牧师后，决定举家迁移到这个城市。

这一对好朋友喜欢散步聊天，他们会向哈特福德的东北方一直走啊走啊，说啊说啊，走到几十公里外的一座山上再返回，聊天聊得“下巴都要脱落下来”（马克·吐温语）。
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酷爱运动的哈特福德市民，每年都会举行一次名为“马克·吐温又回来了”的步行纪念活动，重走马克·吐温和推切尔牧师走过的路——而那也是中国“留美幼童”不止一次走过的郊游之路。
推切尔牧师也是容闳的亲密朋友。
正是他们的友谊，使容闳决定把留学教育事务局的大楼盖在哈特福德。
今天留学教育事务局的大楼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医院的停车场。

但你会发现，它的位置和避难山教堂仅仅几分钟的步行路程。
“留美幼童”的突然到来，让推切尔牧师感到，是上帝把这群孩子从遥远的地方带到他的身边，他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留学教育事务局在哈特福德的9 年时间里，他把相当部分的精力放在了这些中国孩子身上，而他个人则和容闳保持了终身的友谊。
后来成为清朝外务大臣的梁敦彦，到美国不久画的画和写（或抄）的诗：
I am a pretty little kitten /My name is Jabby Gray /I live out in the country/ Some twenty miles away / My eyes are black and hazel/ My fur is soft and silk / I am fed each night and morning / With a saucer full of milk  我是一只漂亮的猫咪，我的名字叫嘉比·格芮；

我住在二十英里外的乡间，我的毛柔软如绸缎；
我要喝满碟的牛奶，在每一个早晨和夜晚……1874年，在第二批孩子到来之后，在耶鲁法学院的一次讲演中，推切尔牧师就中国留学教育事务局作了专题的讲演“现在人们在哈特福德街头很容易看见一些穿着中国服装的男孩，偶尔也会碰见一些成年男子，他们是中国留学教育事务局的官员和学童。
这个留学教育事务局是当今世界上最为重要的组织之一。”
推切尔详细地从容闳开始介绍了这个组织产生的艰难历程，介绍这个机构在这个国家培养的孩子日后要承担的重任。
“他们现在还在学习英语，等他们才智逐步增长以后，再派他们攻读各种专门课程，比如物理、机械、军事、政治、经济、国际法等一切实用的学科。

通过学习还要使他们记住，他们属于他们的国家，为了国家的自强，他们被选拔到这里来接受教育，如果一切进行得顺利，在1887年左右将会有100 名左右的年轻人回到中国。
这批年轻人从他们的青年到初步成年将在我们这里度过，他们将会在他们的政府和社会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他们将比他们同辈中任何一些年轻人都会有更自觉的爱国责任心来激发自己为祖国工作。”
1874年，受清廷委托，容闳到秘鲁调查中国劳工问题，推切尔牧师和容闳同行。
当轮船航行在浩瀚的太平洋上的时候，推切尔说，中美之间只有大海相隔，一边是一个古老的国家，另一边是一个年轻的国家，没有什么阻隔在我们中间。

部分“留美幼童”在学校的绰号蔡绍基　“老犹太人”（Old Jew ）黄开甲　“小旋风杰克”（Breezy Jack ）邝荣光　“扬基邝”（Yan Kee Kwong ）梁如浩　“冷血动物”（Chalie Cold Fish）蔡廷干　“好斗的唐人”（Fighting Chinese）蔡锦章　“大白菜”（Cabbage ）程大业　“贝贝大业”（Baby Taiyee ）丁崇吉　“宁波丁”（Ningbo Ting ）周传谏　“贝贝周”（Baby Chow ）吴仲贤　“大鼻子”（Big Nose）梁金荣　“木头脑袋”（Square Block）唐绍仪　“阿贾克斯”（Ajax）吴其藻　“小甲虫”（Cricket ）吴焕荣　“大主教”（Chief Priest）朱宝奎　“比目鱼”（Flounder）周万鹏　“杨贵妃”
第20节 一封写给女生的信（1）
孟松学校，容闳的母校，也曾有幼童来这此就读。
孟松学校始建于1804年，它当年是新英格兰地区少有的几所大学预备学校，虽然建在“春田”偏僻宁静的乡村小镇孟松，但却闻名全国。
当时校懂会目标明确，要在这里创办一所可以和任何大城市学校相媲美的中学。
具体的目标，则是为那些立志进入大学深造的年轻人作准备。

校董会成员之一牧师WILLARD 毕业于哈佛，是当年哈佛大学校长的兄弟，为孟松学校的创办募得大量的支持。
“所有的种族，所有的信条在这里共存”，这是孟松的口号。
因此，早在19世纪初学校成立不久，就开始招收来自全世界的学生。
来到孟松，我们才发现，几场大火之后，当年的孟松学校已不复存在。
从1971年开始，孟松学校和附近的韦布尔汉姆学校合并成了今天的韦布尔汉姆 /  孟松学校，校址移至韦布尔汉姆。

然而，火后余生的孟松学校大钟，矗立在今天的校园。
孟松学校的历史，正由新的学校珍藏。
听说我们的到来，学校档案室年逾古稀的克瑞利女士像过节般的兴奋。
虽然她告诉我们由于孟松历经大火，所剩的历史档案已经寥寥，但仍然敞开学校档案室的门，让我们自己到里面去翻找。
就是在这样原本不抱任何希望的翻看中，一样样的东西忽然间地跑到了你的眼前，历史就在瞬间变得可以触摸……

第21节 一封写给女生的信（2）
克瑞利女士已经预先翻出一些照片——一些亚洲模样孩子的照片。
在她看来，这些孩子自然全是我们的“留美幼童”。
而从照片后面的签名当中，我们却发现，这里既有曾经在孟松就读过的中国孩子，也是同时期日本孩子的照片。
明治时期，日本也有相当数量的孩子来到美国留学，但一直没有发现他们的踪影。
当年最早来美的日本学生也是布朗牧师所带。

1847年布朗牧师把容闳等三名孩子带到美国，几年之后他重新回到亚洲，这次他来到了日本。
布朗牧师在日本享有极高的声望，因为日本把他看作是发展日本西学的先驱。
在孟松布朗家族的墓地，你可以看见紧靠旁边的是两名日本年轻人的墓碑，他们是当年随布朗牧师来美的学生，不想在美夭折。
怀着对他们导师的尊敬，两人葬骨于布朗先生的身边，作为永久的陪伴。
中国幼童的照片，有一幅是签名是“史锦镛”。

在寻找到中国孩子的踪迹后，我们很快在其它档案盒中，找到两本手掌大小的中学毕业留言簿。
其中若干页，有中国孩子用中英文撰写的毕业留言。
其中史锦镛的中文写到，“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英文部分画有宗教图饰，中间写着“圣经  你的指南”，1875年10曰29日。
接下去的发现就令我们吃惊了。
由于很快掌握了对档案索引的使用，我们在档案室（它的门口的牌子写的实际上是“乐器室”，大概是两种功能合一的）里集中查阅“INDEX ”。

在当年一位叫詹妮的女生后来的捐赠物细目里，我们看到写着：
名片。
来自中国学生。
按图索骥，我们很快找到了那个活页夹。
一个纸片滑落，拾起一看，是史锦镛的名片，名片大小和今天的一样，白色，单面印刷，英文。

它非常简洁地印着：
史锦镛左下角：
中国  广东  。
然后，一封笔迹神采飞扬的英文书信出现在我们面前。
我们很快从信尾的落款上发现，这是史锦镛在1876年10月5 日写给詹妮的信。

信的开头，他落落大方地对詹妮向她诉苦她过去一周被“禁闭”在一个地方做某件事表示同情。
然后告诉她，他希望在一年之后进入耶鲁的雪菲尔德工学院就读。
并告之，他最近要去一趟哈特福德，去见一位公理会的女士，应该是和宗教有关系的事情。
信的最后一段比较有趣，似乎是詹妮在她的头一封信中，向史锦镛打听了另外一位叫海蒂的女生的事情，所以史锦镛非常老实地答复：
“我将回答你关于海蒂的一些事情，我在收到你的信之前一、两天刚刚收到她的信，她还在阿斯科答，她去费城参观百年博览会的故事还是很值得一听的。

她用诗一样的文体写信，告诉我她这个月就要回家了。
我没有更多的事情要告诉你了，我就写到这里，送上我的问候，希望早日收到你的回信。
  史锦镛”在孟松一下发现这么多关于幼童史锦镛的材料，让我们对这个孩子产生了兴趣。
史锦镛是广东香山人，第一批幼童，1858年出生，是幼童中年龄较大的，到美国时十足14岁。
给詹妮写信时18岁。

根据他给詹妮的信，他可能在1877年进入了耶鲁大学。
但之后我们在耶鲁没有看到任何史锦镛的材料。
在幼童回国后的资料中也没有他的名字。
史锦镛奇怪地消失了。
直到在上海复旦大学查阅《李鸿章未刊函稿》时，我们才知道，就在给女生写信的第二年，史锦镛被清政府召回。

原因不详。
但肯定是“犯错误”了。
在回国的半路上，史锦镛剪了辫子，改穿了西服，李鸿章说“情殊可恶”。
这是幼童中最早的叛逆者，同样是事情，若干年后将在更多的人身上发生。

第22节 Centenial:百年纪念世博会
2008年，上海将举办世界博览会，这将是世博会首次在中国举行。
时光倒退132 年。
1876年，美国费城举办世界博览会，这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博览会。
这一年，适逢美国建国百年纪念年。
它的意义，绝不只在美国首次获得了世博会的举办权；

通过博览会，美国要向世界展示一个新兴工业国家的崛起，证明它已走出欧洲工业强国的阴影。
美国要向世界宣布：
一个美国时代即将到来。
中国的“留美幼童”出现在世界博览会的现场。
并且，康涅狄格州教育局骄傲地把这些孩子的英文作业作为教育成果送到了展台上。

世博会此前多半在欧洲大陆举行，伦敦、巴黎、维也纳成为多次举办博览会的城市。
1873年，获得举办权的美国组织者喜忧参半。
由于本届博览会事实上是美国这个共和国家百年庆典大会，如果世界上许多世袭君主国抵制，那么1876年的博览会就很难名副其实。
但是当费城博览会秘书长在1873年6 月5 日发出他的邀请函之后，立即有 37 个国家接受了邀请。
他们是巴西，加拿大，法国，德国，英国，日本，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突尼斯，土耳其，奥地利，比利时，荷兰，意大利，挪威，埃及，丹麦，瑞士，墨西哥，委内瑞拉，俄国，智利，秘鲁，阿根廷，夏维夷，中国，澳大利亚，希腊，玻利维亚，尼加拉瓜，哥伦比亚，利比里亚，厄瓜多尔，危地马拉，洪都拉斯。

参加者散布世界各地。
我们在今天的费城档案馆查询当年博览会的材料时，发现一组有趣的参展国资料，它标明所有参展国的名称、人口、语言等基本情况，其中还有一组数字，标示的是所有国家距离美国费城的距离。
其中有13个国家距离费城超过5000迈（英里）7 个国家超过7500迈（英里）。
最远的当属巴西和中国，中国距费城的距离是8867迈（英里）。
那时候，世界的概念远不是今天所谓的“地球村”。

在没有飞机的年代，人们靠着轮船航行，去往任何一个地方，都得实实在在丈量这份表格中的每一个数字。
读着这些数字，我们能想见，当年的美国人怀着一种怎样的惊奇、兴奋的心情，在计算着自己通向世界的道路。
“北阿墨利加洲有美国者，洋文称‘友乃德司得次’（UNITED STATES ），译即合众国，俗称‘花旗’，泰西强大国也，在地之西半球”  当年随中国团赴费城参展的中国工商代表李圭撰写《环游地球新录》，详实地描绘了一名中国人眼中的1876世界博览会：
“内建陈物之院五所：
一为各物总院，一为机器院，一为绘画石刻院，一为耕种院，一为花果草木院。”

在展览开幕的两年之前，布展工作就已经开始，各个国家从本国运来建筑材料，或搭建自己的独立展厅，或在“各物总院”这个大展厅中搭建自己的展位。
于是，“塞会之物，几于无物不有，无美不具。
逐件位置妥当，需六阅月工夫，始能齐备。
游人欲尽览诸物，每日周历各处，曲折计算得五六十里。
诚可谓萃万宝之精英，极天人之能事矣！”

最让李圭感慨不已的不是来自各国的奇珍异宝，而是那些代表着当今世界变化趋势的各种新型机器。
这也是本次世博会的中心议题。
美国借此表明自己已经从一个田园牧歌的农业国家脱胎换骨成为进入蒸汽机时代的新型工业强国。
“于以叹今宇宙，一大机局也。”
李圭感慨到，当今的世界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机器的时代。

机器院中陈设的展品美国占据了大部分。
“美国地大人稀，凡一切动作，莫不持机器以代人力。
故其讲求之力，制造之精，他国皆不逮鄢。”
他看到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科林斯”“COLLINS ”蒸汽机，抽水机，挖泥船，缝纫机，织布机，在看见机器造纸的时候，李圭感叹：
“我中国造纸之法，由来二千余年，纸亦绝佳，西人每称赞之。

然精者皆用棉、竹，若稻草所制，皆恶劣不堪之物，制法亦堪迟缓。
今观此法，尤觉工省事倍”。
在这里，他发现，不仅稻草可以制作精良的纸，而且废纸、写过字的纸，破布、败絮等等都可以制作成精美的制品。
此外，还有精巧的打字机，自来水笔，手表，幻灯放映机，德国的克虏伯钢炮，刚刚问世的电灯等等。
博览会专设了一“女工院”，展示着妇女所做的各种书籍、绘画、图卷、女红等物。

此建筑的设计、监工都由女性完成，展厅的导游解说也是女性，所以李圭描述她们到：
“举止大方，无闺阁态，有须眉气。
心甚敬之，又且爱之。”
在参观完女工院后，李圭感慨万分议论道，“天下男女数目相当，若只教男不教女，则十人仅作五人之用。
妇女机敏不亚男子，且有特过男子者，以心静而专也。

故外国生男喜，生女亦喜，无所轻重也。
若中国，则反是矣，有轻视女子者，有沉溺女子者，劝之不胜劝，禁之不胜禁。
究何故欤？”
1876年博览会，中国送去了什么？
在博览会的总展览厅中，中国设立了自己的展室。

正面一大牌楼，上书“大清国”三字，横额曰“物华天宝”，两侧有对联“集十八省大观，天工可夺；
庆一百年盛会，友谊斯敦”。
两旁有东西辕门，上插黄地青龙旗，和官府衙门的很像，形式非常严肃。
里面陈列了许多古色古香的橱柜，放置着绸缎、象牙雕刻、银器、景泰蓝、漆器、镜屏、瓷器、字画等等。
这些延续了几千年的精美工艺品，在当时引起了参观者的极大兴趣。

当时的媒体有这样的溢美之辞：
“中国展厅给参观带来的惊喜似乎是它不太大的占地面积应该带来的三倍之多。”
，“这是一个各种精美事物的集大成的展室。
那些展品超乎寻常地优雅精致，许多东西对于这里的人们来说他们从未见过。
这是迄今为止在美国展出的最丰富多彩的中国展品”“中国是本届博览会最成功的国家之一。”

而所有媒体报道，中国和日本的名字总是放在一起。
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和中国开始了近代化的赛跑，而就在这个博览会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在当时根本不被中国重视的日本国，正如何用一切机会急起直追。
展厅的国家分布按照地理位置排列，所以中国和日本相临，两国文化历史上曾经如此贴近，所以展品有相近之处。
然而下面这些数字，却说明日本的努力要远远超过中国。
日本展厅占地17831 平方英尺，中国6628平方英尺；

（此外，在37个参赛国中，有11个国家在主展厅之外搭建了自己的展厅，日本是其中之一。
）日本选送了7112包参展品，中国477 包；
日本派出284 名参展者，中国80名；
日本获得133 项参展奖项，中国35项。
和中国一样，日本也是很早就计划参加本次博览会，并且向日本内阁通报了参展计划，但是同时日本雇用了一支世博会的顾问团，听取他们的建议选送什么样的东西外国感兴趣，与此同时给那些产品的制造商以一定的经济补助。

这就是日本，他们总是有备而来。
从李圭这位宁波海关派去的工商代表所撰写的随笔中，我们发现他实在是一位难得的心胸开阔、思想开明的官员。
他回国后出版的《环游地球新录》，由李鸿章亲自作序，当年想求新知的士大夫争相购买。
李圭的书，描述了他在博览会上偶遇中国“留美幼童”的情形，相信这些文字也一定引起了李鸿章的注意：
初四日，见诸童多在会院游览，于千万人中言动自如，无畏怯态。

装束若西人，而外罩短褂，仍近华式。
见圭等甚亲近。
举止有外洋风派。
幼小者与女师偕行，师指物与观，颇能对答，亲爱之情，几同母子。
李圭是一个非常有心的人，他特意选择几位年龄稍大的幼童和他们对话，问参观这样的博览会对他们有什么益处？

幼童回答：
集大地之物，任人观赏，可以增长见识；
那些新机器的好技术，可以仿行；
又能增进各国友谊，益处很大。
……问他们什么东西最好？

回答：
外国印字法，中国雕牙器。
问他们：
想家吗？
回答：

想也没有用，只有专心攻书。
总有一天能回家的。
问：
饮食起居怎么样？
回答：

饮食较洁净，起居有定时，有时候必须运动，舒畅气血，这是治病的好办法。
问：
各家主人照料得怎样？
答：
就像照料他们自己的子弟。

稍有感冒，就特别关切……问：
你们怎么穿起了洋人的衣服？
孩子们说：
不改装有时不方便。
我们的规矩，只有不剪发辨，不入教堂两件事。

听到这些话，李圭由衷发出感慨：
西学所造，正未可量。
幼童到达费城的两天之后，美国总统格兰特（U.S.Grant ）也来了。
听说中国幼童来此学习参观，总统非常高兴，专门安排了时间接见。
他和每一名幼童握手并寒暄数语。

当地报纸称这些孩子个个聪明伶俐，举止端庄。
陪同幼童拜会美国总统的有康州教育局局长诺索布（NORTHORP）和中国、日本官员。
百年博览会把美国人推向世界的舞台。
一位参加过若干次博览会的客人就费城博览会写下这样一段文字：
“我在这里观察那些从乡村来的美国人的面孔——显然对于他们来说，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这些来自像日本、土耳其、希腊国家的人；

我没有看见一丝排斥或者本能的种族偏见的表情。
相反，你很容易见到由衷的惊叹、赞许，常常你会从他们的表情中发现，好象他们从他国文化中发现了和自己的祖先创造的某种东西无比近似的事物，原来世界归根到底是如此接近的。”
1876年，美国像一个从乡间刚刚进城的年轻人，他出落得健壮有力，友善而好奇地注视着地球上的各个民族，急于告诉他们“我来了”。
而中国的幼童，也是在那样一个充满变化的时刻，来到了引领这场变化的中心。
他们将在蒸汽机的轰鸣声中长大成人。

第23节 在美国第二古老的中学
Then to all others, my smile you preferred,Love, when you spoke, gave a charm to each word.Still my heart treasures the phrases I heard,Long, long ago, long ago.我的微笑能使你常留恋，你每句话都打动我心弦。
赞美的话仍藏在我心间。
多年以前，多年以前。
——美国民歌《多年以前》（《Long Long Ago 》）远处，那有100 多年历史的州议会大厦，高耸的金顶灿烂如昔；

近处，那个有300 多年历史的著名中学了无踪影。
哈特福德高中古老的建筑，已经让位给车声如雷的84号高速公路，留下的，只有那块几乎被荒草遮蔽的石碑。
哈特福德高中今天依然存在，新建的校舍搬到距离马克·吐温故居不远处的地方。
但无庸讳言，新校舍是一座平庸的建筑，据说今天哈特福德高中也只是当地一间普通的中学。
今天哈中的学生难以想象这所古老中学曾经有过的辉煌。

包括晚清外务大臣梁敦彦、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在内，曾有28名中国幼童就读的哈特福德高中，是美国历史上第二古老的中学，创建于1683年。
美国金融大亨J ·P ·Morgan，也曾是这所学校的学生。
今天的哈特福德市，被横穿城市的铁路分割成风格迥异的两部分。
在城市东区一些旧式厂房、大楼，你还可以恍然发现当年这里各种制造业云集的繁盛模样。
而越过铁路线，进入了哈特福德西区，新英格兰的优雅恬静就在你的眼前舒展开了。

沿着避难山路，远远的就是有百年多历史的避难山教堂，它威严耸立的身影里有当年中国幼童踯躅的脚印。
一样的秋日暖阳，金红、柠黄的枫叶翻飞，在斑驳的避难山路树影里，时光仿佛停住脚步，和我们在教堂的钟声中一道聆听在这个城市这所古老的中学里一群中国男孩的故事：
“回想起我在哈特福德的中学时代，奇怪地发现我的记忆中最亲密的那些朋友竟然全都是那些来自中国的孩子。
他们拥有迷人的东方气质，还具有天才般地接纳新事物的能力。”
故事的讲述人是中国幼童的中学同学，后来在耶鲁大学任教的菲尔浦斯（WILLIAM LYON PHELPS ）教授。

1939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自传，在书中，其中一个章节的题目是《中国同学》。
这些男孩子穿着打扮和我们一样，只是头上留着长长的辫子。
他们玩橄榄球的时候，会把辫子藏在衬衣里，或盘在头上；
如果辫子松了，那可是给对手一个太强的诱惑。
我们玩的所有的游戏对他们来说都是陌生的；

但他们很快就成了棒球、橄榄球、冰球的好手，在花式滑冰场上技术更是超群。
当自行车刚刚出现的时候，学校第一个买它的是曾（吴仰曾）。
我现在仿佛还可以看到，他骑着这奇怪的家伙在避难山路上走。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当我们玩橄榄球选人分队时，聪（邓士聪）一定是首选。
因为他又矮又壮，身材天生接近地球，跑动起来像只小猎犬，躲闪的功夫又像只猫。

如果说邓在速度和风度上占优势，那么康（康赓龄）则是力量型选手。
他身材健壮，脸上永远挂着善意的微笑，他可以穿越四五个美国同学的封锁，闯过目标线。
在棒球场上，曾（吴仰曾）是最佳投手，他投的球几乎没有能被击中的可能。
我在高中最亲密的朋友是CHO ，  他严肃而庄重，在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有教养懂世务的人。
在课堂上听他解读恺撒是一种博雅的教育。

几乎每个周末，CHO 和我都要到西哈特福德去打猎，主要是打金翼啄木鸟和草地鹭，CHO 有一把超过12英镑重的猎枪，他可以终日毫无怨言地抗着他的这把宝贝枪，并且具有百步穿杨的好枪法。
最后，当这些孩子令人遗憾地被召回时，CHO 把他的这把猎枪赠给我，作为我们永久友谊的见证。
在中国，听说他参加了海军，可后来没有了下落。
我们之间有过几年的书信往来。
（这位“CHO ”是曹嘉祥，他后来是北洋海军镇远舰枪炮大副，再后来是中国近代警察制度的创始人——笔者注）这些男孩不但在体育场上压倒美国人，他们还在另外一些场合让我们心碎。

当这些中国年轻人出现在社交场合的时候，就没有我们什么事了。
他们对女孩的态度，有优雅的恭顺，是我们学不来地。
我不知道，女孩子喜欢他们，是因为和东方人共舞的异国情调，还是真的受到他们言谈风度的吸引？
但事实就是，在舞会上，在一些招待会场，那些最漂亮最有吸引力的女孩总是会挑选这些东方男孩。
我至今还记得，那些美国男孩痛苦的神情，他们眼睁睁地看着那些他们心仪的女孩特意地从他们身边走过，去接受他们的对手——那些中国男孩的邀请。

说到我自己，我的父母可不许我在中学学跳舞什么的。
所以我只是旁观这样的情景一再重演，让种族间的竞争挑起我欣赏戏剧的本能。
那些中国男孩的舞跳得真是很棒。
尽管当年的哈特福德高中已经不复存在，但是难能可贵的是，在今天的哈特福德高中档案室中，依然保存着当年中国孩子在这里读书的成绩单，和部分孩子的照片。
这些遗物都是从大火中抢救出来的。

第24节 “中国之未来”
在“春田”的“河谷自然历史博物馆”，我们发现了一份1876年6 月23日上午春田Collegiate Institate一次纪念会的学生演出节目单。
在总共9 个演出节目中，竟然有四个都是由中国幼童单纲。
第二个节目表演者钟文耀（当时住在A.S.McClean 家，后在耶鲁大学肄业，耶鲁划船队舵手，担任过沪杭、沪宁铁路局局长），他的节目是：
“Selection From Xenophon”，可能是用希腊或拉丁文朗诵的某经典之作。

  
第四个节目是张康仁
（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毕业，最早美国执业的华人律师）的“Selection From Ciciero”，直译为“节选自西塞罗”，据说性质和钟文耀的相仿。
第七个节目来自黄仲良（后肄业于里海大学，担任过津浦铁路总办），“Selectionin Chinese ”，是用中文作一段朗诵。
朗诵的内容不得而知，希望是唐诗宋词，大概不会是令幼童们生厌的《圣谕广训》。
第八个节目来自Chung T.Ching （钟俊成，后在耶鲁大学肄业），“Oration ：

The Future of China ”，“演说：
《中国之未来》”。
好一个“中国之未来”！
要知道他说了些什么，恐怕是万不可能了。
想想我们的幼童，与他们同龄的孩子，那时尚在私塾诵读《四书》《五经》，以期金榜题名光宗耀族，而他们远在他乡，已经以拳拳之心遥想“中国之未来”，能不令人感慨！

  名校哈特福德高中，每年举行毕业班学生讲演比赛。
发表演说的通常是杰出的学生代表。
我们发现了数份中国“留美幼童”的演说稿——这几位学生在当时的地位由此可知。
1878年，“留美幼童”梁敦彦（曾任清政府外务大臣）  在毕业典礼上发表了题为“北极熊”的演说，围绕俄国—土耳其战争，分析俄国处理事件的方式。
梁把俄国人描绘成穿着警察制服的小偷，有着狐狸一样的狡猾和老虎一样的残忍。

如果不遏制俄国企图霸权的野心，那么不久以后，欧洲将被这一巨大的霸权控制。
“俄国是窃贼！”
梁声泪俱下，观众被他的情绪深深地感染，赢得了观众雷鸣般的掌声。
当时的报纸说梁居然被召唤回台上谢幕，这种情景在哈中历史很少发生。
第二年春天，又一度毕业典礼演讲比赛。

这天天气恶劣，但丝毫没有阻止人们观看60多位男女学生演说的热情。
这天出席的贵宾包括康州教育局长诺索布先生、 NEW BRITAIN 市长，前任州财政大臣CAMP先生，有广告商，有康州其它一些中学的校长。
这一年有三名中国幼童从“哈高”毕业，他们今天都要参加学校的毕业讲演。
哈特福德《每日论坛》报为我们留下了毕业典礼的详细情景。
在其它年级同学坐定之后，伴随着音乐教授IRVING EMERSON指挥的MARYLLIS的曲子，毕业班的学生款款进入礼堂，绕过前台走到他们的座位上。

男孩们身穿黑深色套装，女孩们身穿黑色丝制长裙，头上戴着花环。
三位中国学生身独树一帜，他们身着华丽的丝制长袍：
一位是橄榄色缎子，另一位在橄榄色长袍上系着华丽的珍珠色缎子腰带，第三位身穿非常名贵的浅褐色丝袍，打着黄色缎带绑褪，为了和服装款式相配，第三位学生手中还拿着一把扇子，并戴了一顶满清式的缀有红钮扣的帽子。
中国学生卓尔不群的打扮无疑要吸引太多的目光。
《每日论坛》评述到，那天最精彩的当属中国学生黄开甲（耶鲁大学肄业，曾任1904年世界博览会中国馆副监督）的演讲。

他的题目是讲述法国大臣JEAN BAPTISTE COLBER（1619—1683）的一生。
尽管黄的英语口语略带口音，但是他极其出色地运用了优雅的表情——尤其是恰到好处的手势。
黄的遣词造句非常得体，段落组织精妙绝伦，成为当天演讲比赛的一个楷模。
黄得到了一个美丽的花篮和观众热烈的掌声。
紧接着黄开甲出场的是蔡绍基（耶鲁大学肄业，后任天津北洋大学校长）。

他的演讲题目是“鸦片贸易”。
蔡说，他最有资格演说鸦片，因为他亲眼看到了它所带来的影响。
蔡说在中国的大街小巷都可以看到出售名为“神奇抚慰者”，“无价之宝”的鸦片。
如果人们知道了服用它的后果，他们就会把它称作“可耻的污垢”和最可怕的毒药。
蔡展示了一位鸦片瘾君子的生前和死后的可怕照片。

一些作父亲的用出卖子女的钱用来购买鸦片，因为你只要一旦沾染鸦片，就难以自拔。
目前在西方一共向中国出售了三十多万磅的鸦片，收入有六千万美元。
出售此毒药给一个人比用刀谋杀他还要恶劣。
蔡谈到了鸦片战争，从此打开了中国的通商口岸。
他认为，虽然中国的政府官员在许多方面需要谴责，但是大英帝国以此方式打开中国的大门其罪孽更加深重。

蔡的讲演在结束时获得了观众给予的最富热情的掌声。
因为他慷慨激昂地说：
“中国没有死，她只是睡着了，她终将会醒来并注定会骄傲地屹立于世界！”

第25节 大学生（1）
有多少“留美幼童”曾经考入美国的大学？

他们曾进入哪些大学？
当我们开始追寻这一故事时，有关的资料欠翔实和确切。
我们的调查向前推进了一步——查明了至少50名“留美幼童”进入大学，并搜集到部分具体信息, 但仍有空白和疑点。
我们掌握的资料显示：
有22位幼童曾进入位于康州纽黑文市的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 ）——容闳的母校，在清政府的文件里它被称作“耶劳大书院”。

他们是：
詹天佑，欧阳庚，容揆，黄开甲，梁敦彦，张康仁，钟文耀，蔡绍基，唐国安，谭耀勋，李恩富，容星桥，曾溥，陈佩瑚，刘家照，陈巨溶，陆永泉，祁祖彝，卢祖华，徐振鹏，钟俊成，钱文魁。
1881年，已经毕业的有詹天佑和欧阳庚。

第26节 大学生（2）
詹天佑在这里就读的是耶鲁大学雪菲尔德学院（Sheffield Scientific School，清政府称“先非尔”），选学的是铁路专业。

在第一年上学期，他的课程包括：
德文、英文，解析几何，物理，化学，基本绘图。
第一年下学期：
语文，物理及化学，数学（球体三角学），基本力学，自然地理，植物学，经济学，绘图测量。
第二年他进入土木工程系，上学期：

数学，测量，图形几何，德文，法文。
下学期：
数学，力学，图形几何，地形学，测量，德文，法文。
第三年上学期：
野外工程，勘测铁路路线，计算路基土方，土木工程，凿石术，地质学，矿冶学，法文。

下学期：
土木工程，动力学，基本力学，蒸汽引擎，矿冶学，天文学，水力学，绘图，地质学，法文。
容揆和谭耀勋是抗拒“召回”，在大批幼童回国后，留在美国完成耶鲁大学学业的。
李恩富、陆永泉则是被召回后，重新回到美国，读完了耶鲁。
我们在清政府的文件中，发现曾溥在1875年底已经被送回国，他何以出现在耶鲁学生的名单中，存疑。

幼童李桂攀也是在被“召回”后又重返美国完成大学学业，详情待考。
在位于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当时清政府称其“波士顿机器大书院”），曾有8 名中国“留美幼童”就读：
邝咏钟，方伯梁，邝贤俦，薛有福，宋文翙，邝景扬，邓士聪，杨兆楠。
同时期的还有一位香港来的自费生Cheong Mong Cham，他的中文名字不详。
在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档案馆，我们查到了中国“留美幼童”丁崇吉的入学登记卡。

我们在资料中看到另一位幼童王良登也是哈佛生，惜乎没有查出他的资料。
3 位“留美幼童”进入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 ，清政府称作“高林避亚大书院”）：
唐绍仪，周寿臣，吴仰曾。
曾进入的耶鲁的张康仁，被“召回”国后，又重返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毕业。
5 位“留美幼童”进入了纽约州首府奥巴尼附近翠尔城（Troy）的瑞萨莱尔理工学院（Rensselarer Polytechnic Institute ）：

吴应科，吴敬荣，苏锐钊，罗国瑞，潘铭钟。
潘铭钟15岁就进入大学，被称为“天才少年”，却因过度刻苦，在入校一年后病逝。
我们在哈特福德看到了潘铭钟的墓，草丛中，小小的墓碑已经开裂。
幼童邝荣光进入拉法叶学院（Lafayette College ）。
幼童何廷良、邝国光进入安姆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 清政府称其“庵空士地大书院”）。

幼童邝炳光、温秉忠进入伍斯特理工学院（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
幼童吴仲贤进入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
幼童梁如浩进入斯蒂芬理工学院（Stevens School of Technology，清政府称其“士地云大书院”）。
幼童黄仲良进入里海大学（Lehigh University ，清政府称其“利兮大书院”）。
进入这所大学的还有另外两位幼童，姓名待考。

幼童沈嘉树进入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可以肯定，这决不是“留美幼童”进入大学的完整记录，例如幼童曹嘉祥，《广东近代人物辞典》说他曾入美国的大学，陈金揆，《清末海军史料》说他是留美大学生，都有待进一步核查。

第27节 耶鲁赛艇舵手钟文耀传奇
只要看看那张照片你就知道，钟文耀是“留美幼童”中富有传奇色彩的一人。
在1879年进入耶鲁大学之后，他成为了耶鲁大学校划艇队的舵手。

钟文耀是第一批留美幼童，祖籍广东香山，来到美国时12岁。
按照广东发音的拼法，他的名字在美国拼成MUN YEW CHUNG ，  美国绰号 MUNY ，发音和MONEY （“钱”）接近——孩子们是绝不会错过把他称作“MONEY ”的机会的。
照片上，其它队员膀大腰圆，只有钟文耀矮小孱弱。
不过身材矮小恰恰是作一名舵手最基本的外型要求。
因为划船比赛分不同重量级，除了划船队员自重外，船上其它任何分量都要降到最低，当然也包括了舵手的体重。

当时钟文耀体重只有90磅，据说这个重量在耶鲁划船队的历史上几乎创造了一个奇迹，因为一般的舵手体重，怎么也在125 到135 磅之间。
如今在比赛中对于舵手的最低体重有了一个限制，他们不能低于125 磅。
所以，当我们采访耶鲁划船队队员时，这些在比赛时大概对船上多一根针都极度敏感的小伙子，闻听当年钟文耀身轻如燕，不禁惊呼：
“天啊！
我们不得不多扛着35磅去比赛！”

钟文耀在耶鲁划船史上颇有名气，可不仅仅因为他超人的体轻；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他担任耶鲁划船队舵手的两年，在和哈佛大学举行的一年一度的两次比赛中，耶鲁均取得了胜利。
起源于1852年8 月3 日的哈佛- 耶鲁划船比赛，算是历史最悠久的美国大学校际赛事。
在第一届比赛上，哈佛就以超过耶鲁2 英里的距离胜出。
到2003年138 届，总比分为哈佛85比53，应该算是大胜耶鲁了。

也因此，耶鲁在历史上为数不多的那几次小胜，就更可以让耶鲁人津津乐道。
而其中，我们的“留美幼童”功莫大焉。
照片上温文尔雅端坐正中的正是舵手钟文耀。
不过，如果你知道划船队舵手都应该履行什么样的职责，一定会为这位个头矮小的中国舵手捏一把汗。
作为划船队的舵手，主要职责有二：

其一，为比赛中快速行进的船掌握方向。
其二，使全体队员动作协调一致，并激发他们的战斗力。
第一条属于技术活，学会了就掌握了；
第二条可就不是太容易了，他完全靠舵手用肢体动作、用特殊的语言去振奋、感染所有的队员，让他们斗志昂扬。
中间夹杂一些粗话、叫骂，效果则更佳。

在耶鲁采访今天划船队的舵手时，我们问他，指挥队员时嘴里都嚷嚷些什么？
他说，天啊，太多了，你们听起来可能太滑稽，也听不懂，我们家没人能听懂，那都是专门给我的队员听的。
指挥他们什么时候握住船舷，什么举过头顶，如何保持精力集中，在水中如何统一协调更换动作。
加油！
加油！

加油！
一！
二！
三！
让他们有紧迫感，让他们处在极度兴奋状态……面容娴静若此的钟文耀如何担当此任？

钟文耀耶鲁的同学——  菲尔蒲斯教授在他的回忆录中，果真记录了中国舵手钟文耀令人担心的那一面。
他比赛时指挥船安静得像是他们在自己练着玩呢。
据说之前教练告诉他，舵手必须要学会斥骂划船手，大声指挥，这样才能激励他们发挥到极致。
而他总是儒雅地坐在船头。
大声咒骂看样子不是他与生俱来的天性，他的性格沉闷，甚至有些冷漠。

但是，教练对他反复训练，一遍遍告诉他舵手必须学会大声呵斥。
终于，有一天，他这么做了，据说他突然间开始机械地，毫无重音地，反复地大声重复着“DAMN！”
“DAMN！”
“DAMN！”
（相当于“他妈的！”

）结果令所有的队员莫名其妙，哄然大笑，最后是央求他停止这羞涩的“叫骂”。
但不管怎么样，结果是，在钟文耀做耶鲁划船队舵手的1880，1881两年间，耶鲁队大获全胜。
关于钟文耀的另一个著名的故事就是，若干年后，他偶遇一位哈佛毕业生，当两人谈起哈佛耶鲁的划船比赛时，哈佛生怀疑地看看钟文耀，说，你见过哈佛划船队吗？
钟文耀颇有风度地承认，他没有见过。
稍作停顿，他说，因为他们总在我们的后面。

这个故事着实令耶鲁人着迷，颇可让败多胜少的耶鲁人聊以自慰。
可它疗伤的效果却实在有限，发生在2002年的哈佛耶鲁划船比赛，哈佛队旋风般刮过耶鲁队，以胜出40多秒的成绩获胜。
在2003年6 月结束的两校比赛中，耶鲁队再次败北。
——毕竟，“MONEY ”的故事已经“LONG LONG AGO ”了。
 

第28节 功夫要上等学习，规矩要不可变更
留美幼童成为赛艇舵手，可不是大清朝廷的初衷。
正如容闳在回忆录中所形容的，幼童们离开故乡来到美国，“终日饱吸自由空气，他们平时性灵上受到的沉重压力，一旦排空飞去，言论思想便都和旧教育的规范不合”。
当孩子脱去锦缎小袍，穿上美国学生的运动装；
当他们剪去辫子，梳起美国孩子的小分头；
当他们划船、溜冰、跳舞、唱歌、野营，日甚一日地爱上异国的文化习俗……他们已经身不由己踩到了危险的禁区边界。

早在1875年（第四批幼童刚刚抵达美国的当年），著名的《哈泼斯》（《Harper’s 》）周刊就曾刊出一幅描绘留学事务局的木刻画：
一个中国教师正在训斥几个中国学生。
令后人惊愕的是，教师手中的一张大概是收缴物的纸上，如果横读，竟能看到“自由”二字。
在设立留学事务局之初，丁日昌推荐翰林陈兰彬为正监督，让真正了解外国情形的容闳当副监督，原本就有深意。
他曾对容闳说，你的主张，显然和中国旧说对立。

现在政府那么守旧，以你个人身当其冲，恐怕难以抵抗，弄不好功败垂成。
所以要利用陈兰彬的旧翰林的资格，让这位旧学派人物来共事，阻力可能会小些。
陈兰彬是中国诗书的饱学之士，但并不是顽固的守旧派，在制器、造船等方面，他都站在洋务派一边。
曾国藩评价他“生长粤东，留心兵事”，“不避险艰，……素有远志”，每当议论派遣幼童留学事，他都“雄心激发，乐与有成”。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洋务派圈子里的人，到了美国，还是不能容忍孩子们变化。

和容闳共事之初，两人时有龃龉。
学生在校和假期的费用、参加寄宿家庭的晚祈祷和礼拜、以及平时的游戏、运动、改装，在这些事上，容闳宽容，陈兰彬严苛，因此常起冲突。
但是陈兰彬真正在哈特福德管理留学事务局的时间不到两年。
1874年后，他奉命赴古巴调查华工问题，然后回国。
整个1874年和几乎整个1875年，容闳一人在局负责。

1875年，新任监督区谔良带第四批幼童赴美，但朝廷是委令他“会同原派委员容闳常年驻美国经历幼童肄业各事”，容闳仍握有大权。
幼童们正是在这一时期迅速融入了美国社会。
而容闳自己则在1875年2 月24日与康州名媛克洛小姐（MARY LOUISA KELLOGG ）结婚。
对幼童们来说，婚礼的深远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李鸿章很早就听说了留学事务局的情况，他多次提醒容闳、区谔良和第三任监督容增祥，要注意幼童们西学长进而“中学荒疏”的问题，提醒他们不要让幼童涉猎过宽，要集中学习国家急需的技能。

1876年，中国决定在美国设立公使馆，清廷任命陈兰彬为公使、容闳为副使，陈兰彬在1878年赴美就职，容闳在1878年后常驻华盛顿。
在哈特福德，留学事务局的内部矛盾日趋复杂。
在陈兰彬带到美国的随员中，有一个叫吴子登的人。
1879年底，经陈兰彬推荐，他被任命为留学事务局第四任监督。
吴子登是翰林，知名数学家，是翰林中最早能看懂英文的人，曾首创用汉字注音学习英文的方法。

他是洋务运动初期广州同文馆的中文教习，在驻外公使馆也已工作两年。
或许因为这些原因，最初，美国的报纸评论他是“非常支持教育计划的，属于中国那些少数的，但正在增长的共和派”。
可是这位“共和派”一到哈特福德，就时时批评留学事务局过去的规定，摆开了整肃的架势。
1880年4 月1 日，吴子登向全体留学生发布了《谕示》。
《谕示》要求学生在学习外国功夫的同时不要忘了本国规矩，要努力温习“四书”。

《谕示》有中英文文本，中文用浅显的文言写成，全文如下：
谕告诸生等知悉：
我国家作育人才，不惜巨帑，送尔等肄业。
尔父母亦不耽溺爱，令尔等离家前来。
无非期望尔等学业有成，上可报国临民，下可光宗耀祖，为尔等终身之计。

试思中国人家子弟，若万千，若千万，岂易得此美遇？
既可学新奇学问，又不用毫末钱财，又早已顶带荣身，又将来回中国后，功名超进，种种好处，不可言宣。
但要思出洋本意，是令尔等学外国功夫，不是令尔等忘本国规矩。
是以功夫要上等学习，规矩要不可变更。
若尔等不上等学习，将来考试，岂能争先胜人？

若任意将规矩变更，将来到家，如何处群和众？
尔等既在外国学馆，功夫有洋师指授，不虑开悟无方。
惟到局时候甚少，规矩日久生疏，深恐渐濡莫抛。
是以谕示尔等，要将前后思量，立定主义。
究竟在外国日少，居中国日长。

莫待彼时改变不来，后悔莫及也。
至洋文汉文，更要融会贯通，方为有用。
否则不但洋人会汉文到中国者不少，即中国人在外国通洋话者亦多。
何以国家又令尔等出洋肄业？
反复思维，其理易晓矣。

现已一面将汉洋文字会通之法，纂习一书，以便印出后，发为尔等程序。
尔等当先于学中完毕功课之时，少歇息后，抽出闲谈及作无益诸事工夫，即将四书温习，或相互讲论。
日计不足，月计有余。
    总之洋文汉文，事同一理。
最是虚字难明，如有未解之字，或此句有，别句亦有，当即摘出记录，以便到局请问，或随时写信求益不可，自能旁引曲征，令尔等明白晓悟也。

诸生其熟思紧记，以期学业日长，义理日明，为中国有用人材，不胜厚望焉。
特谕。
……吴子登《谕示》的英文本曾在美国报纸发表，发表时的题目是《中国留学事务委员致中国学生的公开信》，文辞较中文柔和。
在发布《谕示》的同时，吴子登发布了留学事务局的新的守则。
守则规定：

“每值暑假，中国各生当全心全力研习中文”，“每月均须将所作中文课业呈送本局查考。
凡按时呈送且成绩优良者，必发奖励，凡迟送者，当处罚金。
另外，各生每月有30页的中文功课，必须呈送本局，不得有误”；
“凡一切仅适合美国学生而不适合中国学生之学科（如美国地理、钢琴演奏、英诗写作等），本局切盼中国各生之美籍教师们立刻予以停止教授”；
“每值学校短期假期，各生不得离开原住处，不得提用假期生活费，作为旅行开支，和往他地接受美国家庭之食宿招待”；

“凡住康州哈特福德城各生，每值周六及周日，必须到局听宣讲《圣谕广训》”；
“凡不专心学业各生，本局当勒令其退学，并遣送回华”。
……哈特福德城里那座宏丽的中国留学事务局大楼，是在容闳主持下于1877年建成的。
幼童容尚谦后来回忆，自从吴子登到了哈特福德，幼童们便把此楼称为“地狱之屋”（The Hell House），因为这里给他们留下了管教、处罚的黑暗记忆。
清末著名外交家和诗人黄遵宪，曾写下一首题为《罢美国留学生感赋》的诗，诗中记录了他当时听说的吴子登严厉管束学生的情景：

新来吴监督，其僚喜官威。
谓此泛驾马，衔勒乃能骑。
征集诸生来，不拜即鞭笞。
弱者呼暴痛，强者反唇讥。
汝辈狼野心，不知鼠有皮。

谁甘畜生骂，公然老拳挥……“留学事务局的大敌来了”，容闳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吴子登本是留学事务的反对派，历来把学生留洋看成离经叛道之举；
过去又与曾国藩、丁日昌不和，对曾、丁二公所创的事业，存心破坏，不遗余力。”
留美幼童们的厄运终于降临了。

第29节 召回（1）
当容闳与陈兰彬、吴子登的矛盾日趋尖锐的时候，中美关系恰好发生微妙的变化。

李鸿章原计划把留美幼童送入军事学院和海军学院，但当若干幼童从美国的高中毕业，准备到大学读书时，美国政府却没有接受中国政府的请求。
他们允许日本学生在军校学习，却未给中国幼童同样的权利。
此事给中美关系蒙上了阴影。
同时，美国西海岸出现了“排华”浪潮。
中国劳工和当地美国人及其它国家劳工的生存竞争，被政客利用，煽动起要求废除1868年的“蒲安臣条约”、限制华工入境的种族歧视运动，一些地区甚至发生反华暴动。

只是由于美国东部政治家大多主张对华友好，留美幼童暂时置身“避风港”中，但留学事务局却因此命运莫测。
1880年12月17日（光绪六年十一月十六日），江南道监察御史李士彬呈递奏折，向驻美留学事务局射出了利箭。
“御史”是中国明清时期的一种官职，专司检举揭发。
它是皇帝的工具，可以纠弹贪官污吏，也可以制造有利于最高统治者的官场政争。
洋务运动中，李鸿章不知挨过多少御史的参劾。

李士彬的奏折，严词指责福建船政局和出洋留学事务局。
他指责福建船政局滥竽充数，大家虚糜。
这位完全不懂工艺设计的御史，指责造船学生在学画画，不务正业。
又指责出洋留学事务局：
“出洋学生，原不准流为异教，闻近来多入耶稣教门，其寄回家信有‘入教恨晚死不易忘’等语。”

御史的奏章无须证据，听到传言就可以参劾。
据容闳回忆，吴子登到哈特福德后，对留学事务局的一切吹毛求疵，把种种诋毁幼童的传言传回国内。
陈兰彬在一个奏折中也提到，1880年12月，吴子登到华盛顿向他告状，称“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实易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饬，亦觉防范难周，极应将局裁撤”。
李士彬呈奏当日，奉上谕：
有人奏，洋局废弛，请饬严加整顿一折，着李鸿章、刘坤一、陈兰彬查明洋局劣员，分别参撤，将该学生严加管束，如有私自入教者，即行撤回，仍妥定章程，免滋流弊。

皇帝严厉的圣旨刚刚下达，封疆大吏们还没来得及调查复奏，春节后，吴子登决定自带二、三十名幼童回国，被李鸿章复电制止。
吴子登在上任后曾多次写信给李鸿章，“称局务流弊孔多，亟应裁撤”。
但事到临头，他却担心裁撤人多，怕“有不愿回华者，中途逃脱，别生枝节”，所以准备撒手不管。
李鸿章心情矛盾。
他明显感觉到出洋留学事务局大势已去——幼童未能进入军事学院和海军学院，使他的初衷大打折扣；

美国西海岸排华使两国关系转入低潮；
而他的洋务事业又急迫需要人才……。
1881年2 月20日（光绪七年正月二十二日）给陈兰彬的电报说，吴子登恐怕难以久留，又没有人代替，“如真无功效，弗如及早撤局省费。”
但几天后他接到美国各大学校长和前总统格兰特的两封来信，又对“裁撤”深深犹豫了。
这是容闳为挽救留学事业作最后抗争的结果。

当他感到吴子登威胁留学事务局生存时，立刻向推切尔牧师求助。
推切尔牧师等人首先联络美国若干所著名大学的校长，联名致信清廷的总理衙门。
出自耶鲁大学校长波特（Porter）手笔的这封信称：
贵国派遣的青年学生，自从来到美国，人人善用时间，研究学术，各门学科都有极佳的成绩。
……他们的道德，也无不优美高尚。

……他们不愧是大国国民的代表，足以为贵国增光。
他们虽然年少，却都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关系祖国的荣誉，因此谨言慎行，过于成人。
他们的良好行为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美国少数无知之人平时对中国人的偏见，正在逐渐消失。
而美国国人对中国的感情，则日趋融洽。
今天听说要召令学生回国，真是无比遗憾。

对学生来说，目前正是最重要的时期。
……他们像久受灌溉培养的树木，发芽滋长，就要开花结果，难道要摧残于一旦尽弃前功吗？
这封信指出，各大学对中国学生毫无歧视，他们经常邀请留学事务局的监督到校参观，可是监督轻视其事，从不接受这种邀请，连代表也不曾派。
各位校长严正否认“中国学生在学校学习，未得其益反受其损”的传言，认为这种传言使美国教育和美国的形象都蒙上恶名。
他们批评中国政府，对两国政府当年有正式协议的留学计划，不加详细调查，没有正式照会，突然将学生从校中召回国内。

这种举动，只能损害中国的国体。
推切尔牧师和他好友马克. 
吐温还决定到到纽约见前总统格兰特先生，请求他的帮助。
推切尔牧师的日记记载：
“那天一早，我们到达纽约第五大街的旅馆，收到格兰特将军的礼貌接待。

他对中国之希望及困难，滔滔不绝地发表不少真知灼见。
时而问些问题，但多半由他发言。
最后，他同意写信给李鸿章，请求保留留学事务局……”
第30节 召回（2）
马克. 
吐温也曾描绘过那天的情景，虽然他的追忆和推切尔牧师的记录不尽相同。

过程很有趣。
JOE （推切尔）整夜未合眼，准备见格兰特时的铿锵有力的措辞，无可辩驳的事实，并且将它们烂熟于心，所有的努力不过是要颤颤巍巍地请求格兰特在一份给中国总督大人李鸿章的一份请愿书上签上他的名字。
结果是，推切尔  还没有正式开始他的宣讲，格兰特立刻表态，“我会给总督大人写一封信，单独写一封，给他施加一些更有力的证据；
我很了解他，我的话对他会有分量的。
我立刻就写。”

转眼间，JOE （推切尔）所做的所有的努力都成了零。
就好象他来向人借一美圆，在他还莫名其妙的时候，人家给了他1000美圆。
“在紧接着的那个星期一”，推切尔牧师在日记中写到：
“格兰特的信被送到了哈特福德马克·吐温那里，从那寄到美国驻华公使馆，然后转交到天津总督手里。
信一共有五页纸，写得非常漂亮，从他本人的角度出发，直接切入主题，我想一定会起到作用的。

上帝保佑它。”
1881年2 月24日（光绪七年正月二十六日）李鸿章致电陈兰彬：
格兰特来函，幼童在美颇有进益，如修路、开矿、筑炮台、制机器各艺，可期学成，若裁撤极为可惜。
但李鸿章提到，吴子登曾在冬天来信，说已经进入大学的幼童很快将期满，这些人可由驻美公使管理，其它人酌量撤回，留学事务局的工作人员可裁撤。
他称此“亦是办法”。

希望陈兰彬和容闳商量决定。
1881年3 月5 日（光绪七年二月初六日）陈兰彬遵旨复奏，他强调了吴子登去年告状的内容，认为应将幼童全部召回。
他提议“将各学生撤回内地，严加甄别，择稍有器识者分派需用各衙门，充当翻译通事，俾之学习政事威仪，其次者令在天津、上海各处机器、水雷等局专习一艺。”
3 月10日，推切尔收到容闳的信：
“严格保密。

……格兰特将军的信发挥作用了。
总督给吴子登（当时肄业局的正委员）的电报让他不要现在就把学生带回去，而是咨询一下陈兰彬。
陈和我一同经营了这项留学计划，他怎么也不可能让这项计划流产。
……你看你在这项事件中起到多么大的作用，上帝和你同在。
我想肄业局已经度过了它最危险的难关。

你能否找时间拜访一下我们的老朋友马克吐温，偷偷告诉他他做了一件多么好的事情？”
3 月19日（光绪七年二月二十日）李鸿章接到陈兰彬的电报：
“日前复奏，已言裁撤，此局应由中堂奏明。
顷接电示，知子登又有变计，应否撤局，自由尊裁。
惟兰彬弗能经理，万乞鉴原。

莼甫如何，由其自报。”
这份电报显示，陈兰彬和吴子登在要不要“全撤”的问题上又发生矛盾。
他让李鸿章决定要不要“撤局”，同时拒绝再管理留学事务。
至于和容闳，他根本不愿再商量——陈兰彬也开始撒手。
3 月29日（光绪七年二月三十日）李鸿章致函总署。

李鸿章是久经政治风浪的圆滑老臣，在信中，他没有挺身保护容闳，而是说，多年来，容闳偏重西学，使幼童中学荒疏，他曾一再去信诫勉。
又说，学生大半出生于广东，幼年出洋，沾染洋习在所难免；
吴子登绳之过严，导致冲突，以至要“全撤”，未免近于固执。
他说，容闳不愿裁撤，是意料中的；
陈兰彬坚持全裁，也不是没有原因。

倒是吴子登后来提出的“半撤半留”的办法值得考虑。
在闪烁其辞之后，李鸿章开始显露他真实的立场。
他称：
正在踌躇间，适接美前总统格兰特及驻京公使安吉立来信，安使信内并抄寄美国各书院总教习等公函，皆谓学生颇有长进，半途中辍殊属可惜，且于美国颜面有损。
鸿章因思前此幼童出洋之时，钧署暨敝处曾函托美使镂斐迪照料，该国君臣喜中国奋发有为，遇事每能帮助；

今无端全撤，美廷必滋疑骇；
况十年来用费已数十万，一旦付之东流，亦非政体……李鸿章的意见：
进入大学的学生应当继续读完，其余学生中选择聪颖可成材者酌留若干，此外逐渐撤回；
留学事务局的人员可酌裁省费。
由于当时已有近60名幼童进入大学，加上“酌留若干”，这一方案，真正撤回的只是少数。

李鸿章的苦心，由此可见一斑。
1881年5 月16日（光绪七年四月十九日）李鸿章致电陈兰彬，令选择二十名“颖悟纯静，尚未入大书院”的幼童，立刻到各处电报馆学习电学，准备两个月后回国供差，为刚刚开通的天津至上海电报线工程工作。
李鸿章此举，原想一举两得：
既解了国内电报业发展的燃眉之急，又以这二十名幼童的撤回搪塞“撤局”的动议。
他没有想到，总理衙门正好借题发挥，称李鸿章有“不撤而撤之意”，向皇帝呈递了“奏请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的奏折。

和十年前的“曾李会奏”一样，这同样是一份应当加载史册的奏折。
1881年6 月8 日（光绪七年五月十二日），总理衙门奏：
臣等查该学生以童稚之年，远适异国，路歧丝染，未免见异思迁，……若如陈兰彬所称，是以外洋之长技尚未周知，彼族之浇风早经习染，已大失该局之初心。
四月二十六日，李鸿章来咨，现调出洋学生二十名赴沪听候分派，是亦不撤而撤之意。
臣等以为与其逐渐撤还，莫若概行停止，较为直截。

相应饬下南北洋大臣，趁各局用人之际，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
是日奉上谕：
依议，钦此。
这四个字，和当年批准留学计划的上谕完全一样。
1881年7 月9 日，容闳写信给推切尔牧师：

“昨天又收到一份中国来的急电，所有的疑团全部解开。
肄业局结束了！”

第31节 在避难山教堂的钟声里
1881年8 月21日，晚，避难山教堂，暮色里的钟声悠远而低沉。
推切尔牧师在这里为即将离开的中国幼童举行告别晚会。

许多“留美幼童”已经在这熟悉的钟声里生活了十年。
他们已经不再是天真的孩子，他们中有50多人进入了美国各所大学，人生的崭新的蓝图就要展开，可是，命运突然发生了逆转。
美国舆论密切关注着中国留学计划中途夭折的事件：
1881年7 月15日，《纽约时报》报道：
“有迹象表明，大有前途的中国留美教育计划项目很快就要终止。

……如果对这个项目的放弃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话，将非常遗憾。
……这些从中国优秀家庭挑选出来的孩子表现出极高的天赋，处处受到人们的喜爱。”
1881年7 月16日，《纽约时报》评论：
“提及计划被终止的原因其实并不隐秘，因为中国的官员担心，这些没有保持严格传统教育的中国青年将来无法真正为自己的国家效力。
不管当时是什么原因促使中国政府开展了这个留学项目，可以肯定的是，政府对于这项事业看站的意义远没有容闳博士看得那么远。”

1881年7 月23日，《纽约时报》发表社论称：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政府认为这些学生，他们花的是政府的钱，就应该只学习工程，数学和其它自然科学，对他们周围的政治和社会影响要无动于衷。
这种想法是非常荒唐可笑的。
这些孩子已经学会了电报技术，而眼下中国政府还不准许在天朝圣国的土地上建设哪怕是一英里的电线。
他们已经学会了铁路建设知识，而大清国刚刚拆除了国内唯一一条铁路线。

他们深知公民的自由意味着什么，而他们要把这些危险的学问念头带回一个不负责任的独裁政府那里。
这个政权如此的复杂神秘，以至于他大多数高贵的臣民根本不知道这个政权的准确的位置在什么地方。
中国不可能只从我们这里引进知识、科学和工业资源模式而不引进那些带有病毒性质的政治上的改革。
否则，她将什么也得不到。
来避难山教堂为孩子们送行的有他们的美国同学和朋友，还有他们美国家庭的成员。

幼童吴仰曾的主人巴特拉的女儿，玛丽·巴特拉在教堂提笔给吴仰曾的母亲写了一封信：
吴夫人：
我确信，当你看到自己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的时候，你一定会引以为荣的。
在过去他留学美国的漫长岁月里，他和我们一家人共处，现在我们已经难舍难分了。
不论在学业、在品行方面您的孩子一直努力上进，我们坚信他必将成长为一个有用的公民去为他的祖国服务，同时让他的父母以他为荣耀。

我们对他，以及所有那些明日即将归去的中国孩子将长念不忘，我们衷心地祝福他们未来的事业顺利成功。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再次见到他，如果无缘再相间，我们将永不停息地为他祝福！
带去我们诚挚的致意您最忠诚的  玛丽  巴特拉1881年8 月21日幼童分批撤离美国。
第一批幼童离开哈特福德时，在火车站，他们再次受到了人们的关注，这个城市的人们已经对这批孩子非常熟悉了。
学生们身穿的西式服装，象大街上每天穿着考究的绅式们一样。

长长的黑发编成一条长长的辫子垂在身后，底端细心地卷起放在了衣服旁边的口袋里。
不少人戴着眼镜，悠闲雅致的神情就像当地的新英格兰人。
许多他们居住的美国家庭的成员都来火车站送别，大家都希望这次召回只是短暂的。
恐怕由于寄予了这种希望，使得那天的告别比预料的要让人好受些。
但是依然有许多告别的眼泪。

最后一批孩子于9 月26日离开哈特福德，又一次有大批的人前来送行。
仿佛象征着中国教育使团在美国的历史的结束，所有的孩子外套钮扣眼里挂着一条告别的黑白丝线。
在避难山教堂的钟声里，火车开动了。
10月6 日，推切尔牧师收到幼童容尚谦（良）在爱荷华的车站寄来的一张明信片。
他说，你那天没有到车站去为中国学生是非常正确的，因为——“那是我经历过的最令人心碎的场面。”

第32节 凯蒂！
你可愿意继续与我通信？
第三批“留美幼童”中的薛有福是福建漳浦人，1874年到美国时12岁。
他最初生活和读书的小镇是麻省的霍利约克（Hollyoke），后来考入麻省理工学院，是1884级学生。

在高宗鲁先生搜集整理的《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中，保留了薛有福写给女友凯蒂的两封信。
第一封信：
1881.9.1  于旧金山皇宫大饭店凯蒂吾友：
经历极愉快的旅程，上周一我们安抵此地。
到此之前，我们在尼加拉瓜大瀑布停留，游览了该地。

那瀑布真是壮观，我们顺道到加拿大南部一游。
我们通过落矶山（Rocky Mountains ）后，看到许多印地安红人，该处山色雄伟，但我认为加州风景仍属第一。
我们真高兴，能看见这么多地方，此间一切与东方迥异。
以后我将邮寄一些礼物，纪念我们共处的时光。
那些礼物将来自中国，我希望你会喜欢。

凯蒂！
我想问你一件事，当我们分手之后，我却忘了问你：
你可愿意继续与我通信？
在这遥远的天边，多么希望听到你的信息，以便得悉朋友们在世界那端的情形。
我们在美国的相逢是太愉快了，至少对我是如此，渴望你继续为我的好友！

本月六日，我将乘“北京城”（City of Peking）号返回中国，我焦急地等待着你的回信。
你的挚友      薛有福第二封信：
 1882.1.10  于中国厦门我亲爱的朋友凯蒂：
你的信在十一月八日寄到我家，等转到我手上时已十二月二日。
当时我在马尾，我的家人以为我会很快回去，故没有转来，高兴我终于收到了。

我们在旧金山停留了一周，看了许多地方，令人兴高采烈。
九月六日下午我们乘“北京城”号起碇返中国，那艘船很大而且设备极佳。
在码头送行的人真多，我们与岸上的朋友挥手告别，直到人影模糊不见。
几小时后，我们沐浴在海洋的微风中。
起初，在甲板上我们散步自若，也许被海风吹得太久了，入夜大家全生病了。

海浪汹涌，船身颠簸不定。
我也病倒了，但不是晕船。
接连两天，非常疲乏，坐在大餐间，不敢进食。
所以我是否是生病，请让你来判断好了！
由第三天起，我真正开始享受着愉快的海上旅程。

同船旅客很多，也有很多传教士，他们都去过中国，故我很乐于与他们交谈。
当我们在遥远的海上时，目光所及，除却蓝天白浪，一无所见，只有群群海鸥跟随我们结伴而行。
有时，可以遥见天边的船影，因为无所事事，立刻引起大家的注视。
在这孤寂的海上，无论是帆船或轮船，都是难得一见的。
我常呆坐凝视半日，直到船影消失在天边。

一天下午，当我在船舱中正与朋友聊天，突然汽笛大鸣，人声吵杂，水手纷纷冲上甲板。
我也以为必然发生以外事件，立刻爬上甲板，却原来是一次救火演习。
已使全船震动，尤其女士们的惊慌无措，令我们狂笑不止。
我常常独坐看海，那海鸥或前或后，争啄船上抛下的残食。
我常想它们长飞竟日不息，入夜必然停栖在海上了。

我们海上旅程非常愉快，太平洋名副其实。
只有在旧金山到横滨的途中，我们碰上一次暴风给骚扰了两昼夜。
当时船长为为安定人心，说这是轻微飓风，其实正是九月的暴风。
当时怒海狂浪，风急雨骤。
船身似婴儿的摇篮，使人无法安坐，只能蜷伏在椅中，或则抓紧舱位。

说也奇怪，我觉得颇有趣。
晚上夜黑似漆，船身摇动，使游子倍感惆怅。
我走上船舷，观赏浪中的磷光大小如棒球，闪亮无比。
我真愿有你同在，不知你可喜欢？
！

我们的船大约每小时行十个半海里，顺风时可达十三海里，逆风则慢到八个半海里。
十三天后，我们到达日本横滨，这算是很快的记录了，因为通常要二十天到二十四天。
在横滨，我们住进日本旅馆，并且乘“黄包车”——一种用人拉的小车——游城一周，颇新奇有趣。
横滨为日本重要港口，我们也去了距横滨十九里的日本首都东京，也看到许多有趣的事物。
在日本逗留了四天，我们改乘“东京丸”开赴上海。

由横滨到上海，风和日丽，万里无波。
中途我们停了神户，一个依山而建的美丽城市。
由神户到长崎，我们穿过濑户内海，岛屿星稀，山水如画。
我们的船由碧波中轻轻划过，风光明媚动人。
十一月六日，我们安抵上海。

虽然我曾盼望在美作较长的逗留，但重踏故国土地令人兴奋异常。
在上海我在表哥家住了六周，然后转往福州马尾，最后回到家中。
此间天气不冷，正如美国八九月季节。
现在你那里一定冰雪交加，而此处正是春暖花开之时。
我真希望你能来此，共赏快乐的季节。

真抱歉，邮寄你的礼物竟然遗失了。
我想，我们班上仍然每月聚会两次，夏天全班一定海是去诺诺塔克（Mt.Nontuck）山区度假一天吧。
我把你的致意转告舍妹，她向我打听你的情形，并且很高兴知道你。
我期望我仍在美国，可与好友相聚。
我把我的地址用中文写给你，你可以把它贴在信封上，来信寄厦门我家即可。

希望你一切好，并且生活愉快。
我静待你的回音。
你的挚友  薛有福  敬上薛有福提到了福州马尾，那是他回国后分配到海军的服役地。
1884年，薛有福在中法海战中阵亡——这一年，本来是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之年。
  

第33节 “爸！”
“妈！”
——
耶鲁大学学生，曾经在哈特福德高中比赛演讲的黄开甲，曾写信给他的美国“家长”  巴特拉夫人。
这封1882年1 月28日发自上海的信，让后人仿佛身临其境，看到了“留美幼童”回国后的景况——亲爱的巴特拉夫人：
我自觉现在情形较好，也比较复原了，故可以给你写信，虽然乏善可陈。

我感染了“上海热”，躺在床上5 个月，时时都想写信给你，可是手连被褥都拿不起来，故实无法提笔。
我不知道，你是否愿意听听我们回到宽大祖国的不幸遭遇。
你一定惊愕，我们备受祖国政府苛刻待遇的事。
可能你已经风闻此事，但我愿意重述经过，立此存照。
当我们乘坐的“日本号”溯江而上，我们第一次看见上海，但我们只能停在吴淞，因为退潮时，船无法通过浅滩。

曾经幻想有热烈的欢迎等着我们，也有熟悉的人潮，和祖国伸出的温暖的手臂来拥抱我们。
可是天呀！
全成泡影。
水草越来越清楚，想象中的欢迎仪式，使我们越发激动。
船头划破平静黄色的水波，当靠近码头时，那船舷碰岸的巨响，才惊醒我们“乌托邦式”的幻梦。

人潮环绕，但却不见一个亲友。
没有微笑来迎接我们这失望的一群。
码头上，有手推车人力车的苦力，为争生意，指手划脚，吵闹喧嚣。
只有一个人上船来接我们——是管理我们信件的陆先生，一个连平庸的中国人都不如的笨伯。
他不雇用马车或船将我们载往目的地——中国海关道台衙门，却雇用独轮车来装载我们。

行程迟缓，使我们再度暴露在惊异、嘲笑的人群中。
他们跟随我们，取笑我们不合时尚的衣服。
我们穿着旧金山中国裁缝的杰作，很难被时髦的上海人看上眼的。
有些独轮车没有“法租界”的通行证，我们必须下车自扛行李而过。
在中国士大夫眼中，这都是丢人现眼的事。

通过法租界，进入中国的地段。
如果你想找到乐园，又有似地狱般的区域，你该来此看看。
那污秽加上多中臭气熏天，那种泥泞不平的石头路，使人难行。
我们蹒跚而行，诅咒这些厄运，冷淡的接待，愚蠢的承办人。
还有我们穿的中国式布鞋在打脚，使脚趾都拧在一起。

总算到达海关道台衙门，是一座面对黄浦江的大楼，比较清洁而通风良好。
点过名后，我们享用了一份简单的晚餐。
为防我们脱逃，一队中国水兵，押送我们去上海道台衙门后面的“求知书院”。
如用西方人的想象，是不能形容这称为学校的地方。
你可能读过土耳其人的监狱，或者“安得生维尔的梦魇”，但与此地相比，他们是太幸运了。

让我用我的秃笔，来形容荣归故国后现住的“监狱”。
如果力不从心，你也可以想象此地有多糟。
“求知书院”已关闭十年了，迷信的人们相信此处常有幽魂出现，惊恐的中国同胞言之凿凿。
大门十年未开启，墙壁剥落，地板肮脏，石阶满布青苔，门窗均已潮湿腐烂。
当你跨进门坎，立刻霉气熏鼻，这些阴暗似乎象征我们的命运。

入夜，我们可以清楚看见那潮气由地上砖缝冉冉升起，使我们衣衫尽湿，一种昏沉笼罩着我们，这种侮辱刺痛着每个人的心。
而令人最可怖的是那些在留学监督头脑中荒诞不经的思想，使我们学未成而强迫返华。
如同狗之吠月，我们无能为力。
望着满布蛛网的墙壁，使人昏昏欲睡。
而手臂接触到的潮湿，正是我们的被褥。

我们的床就是两条板凳上摆一块木板，这种简陋的安排，美其名曰是对我们的招待。
只有睡觉，似让死亡结束一切痛苦和折磨。
但现实之残酷，在梦境中却与过去的欢笑糅合起来。
对于正想要合上眼皮的人，我想他们一定再度回味到太平洋彼岸愉快的时光。
曾在亲切的监护和指导下，引导他们走向正义之路，明白做人之道。

有可爱的声音教他们念“主祷文”，有和蔼的微笑经常迎接着他们，他们一定再度幻想重游我们的母校，耳中再度响起“朋友”及“离别之歌”的音符。
晨曦凉风，使我们回到冷酷的现实。
一天过去，我们仍被禁闭此地。
时值中秋佳节，许多父母亲友已备佳肴美酒，期待与他们万里归乡的子弟团聚，可是那种温情被剥夺了。
不许我们外出，等着去向上海道台磕头请安。

经过四天的抱怨和不满，我们终于可以见到上海之最高官吏。
三个人一列，由兵勇围绕着，我们又步行经过那些看热闹和奚落我们的人群。
穿过堆积如山的垃圾走进道台衙门，面前是一个古老虫蛀的大楼。
生锈的刀剑，及老式的前膛炮，那些吸食鸦片的士兵和仆役的奇模怪样。
对我们而言，我们习惯东方野蛮人的形象，实无法接受这种窳劣散漫，不能原谅的松弛现状。

真荒唐，道台赚一万到一万五千两银子，合美金两万到两万五千元的正式薪俸，加上各方的奉献，却不能使他的官署装修整齐。
在久等及延宕以后，我们终于被领进，跪伏在道台大人堂前。
他向我们答礼，要我们按赴美先后分批站立。
在询问我们学业成绩后，他下令每天上午十时到下午四时，我们可以由“看守所”自由外出。
……两天以后，黄开甲搭上英国轮船“露西塔”号去了香港。

经香港，他回到他的故乡汕头。
到达汕头那天，父母都未得到消息，因为中国邮政不佳，一周前寄的信与他本人同船抵达。
黄开甲能找到他家的住处，是件不容易的事，因为他已完全生疏了当地的方言。
他的父亲在汕头海关任通译，是政府商务上的重要职位。
经由一位英国商人的协助，才使海关人员知道他找谁。

几经周折，他被海关的带到一座深宅大院前，那里住着他分别九年的父母。
轻叩门环无人理会，最后用力捶门，倦眼惺忪的仆人才开门，时已十点半了。
仆人态度不佳，他认为我是来求情的可怜人，而且不许我进去。
我听得懂他说我父亲九时起床，十点才接见宾客。
我急于见到近在咫尺的双亲及家人，但那仆人坚持我必须等待。

我用尽一切语句，甚至指手划脚的哑语向他求情，他仍无动于衷。
当我一切失败后，我突然忆起世界上无论野蛮人、文明人，无论男女老幼，都叫双亲“爸”、“妈”，因此我开始大叫起来。
“爸！
——”“妈！
——”这是黄开甲的呼喊，也是所有“留美幼童”面对故乡亲人时的呼喊。

所有的思念，所有的倾吐，所有的委屈和无告，都在这呼喊中宣泄！

第34节 大清广东香山官学生谭耀勋
当年“留美幼童”被召回时，有两人抗旨不遵。
谭耀勋是其中之一。
他秘密逃跑后，“留美幼童”同学们集体凑钱帮助他。

1883年，谭耀勋完成了他在耶鲁大学的学业，获得了在纽约中国的一个职位。
但就在这年秋天，他却因肺病客死他乡。
谭耀勋是1872年赴美的第一批幼童，来自中国香港，祖籍香山，到达美国时11岁。
关于他的家事背景我们几乎一无所知。
他的父母是谁？

他的亲戚后裔何在？
我们寻找到的唯一一张谭耀勋的照片，是在耶鲁1883级同学录上，这是一册1910年为纪念1883级毕业班学生毕业四分之一个世纪而制作的同学录。
有所不同的是，纪念册中其它的同学都有两张照片，其一是当年毕业时候的照片，其二是毕业15年之后的近照。
早逝的谭耀勋只有一张1883年大学毕业时候的照片，照片下面附有很短的一段文字：
生于1861年3 月1 日，中国  香港：

死于1883年11月13日，康涅狄格州  库布鲁克镇毕业后获职于纽约中国总领馆，希望日后能到加州为自己的同胞工作。
1883年秋因健康原因回到库布鲁克镇。
很快因肺病死亡。
葬于库布鲁克。
这段简短的文字，三次提到一个地名“库布鲁克”。

库布鲁克是位于美国康涅狄格州首府哈特福德西北大约一小时车程的一个小镇。
谭耀勋来到美国后被分配在库布鲁克小城的卡琳顿夫人家。
而他在这里一住就是近十年。
这是一个古风犹存的小镇，路边的小杂货店建于1832年，中国的幼童在那里买过面包。
当年的小旅馆也完好地保留下来，成为今天的镇历史学会兼镇博物馆。

在那里，你可以看到库布鲁克镇的人们在100 多年前用过的草耙、马鞍、炊具、风琴……库布鲁克小镇的历史学会保留了许多卡琳顿家族留下的东西，因为这个家族在库布鲁克非常有名。
卡林顿先生是一位医生，但是他在50岁的时候就过早去世，留下两个女儿，但是家族却在乡村拥有大笔财富，包括75英亩的田产，可以出产牛奶、黄油、土豆、蔬菜、小麦、干草，还有一处夏日旅馆。
卡林顿夫人非常能干，井井有条地操持着整个家族的运作。
这个家庭有两个女儿，两个儿子。
其中一个儿子在1865年美国内战中阵亡，另一个儿子很早就搬到美国中部居住，很少回来，从中国来的TAN 很快成为这个家庭的一个成员。

我们在库布鲁克小镇的历史学会，发现了谭耀勋的女主人卡琳顿夫人1880年和1881年的两本日记，这是有关谭耀勋的珍贵的记录。
就在那两本手掌大小的日记本上，百年前留下的铅笔字迹至今清晰依旧。
小镇的博物馆员鲍布仔细阅读过两本日记之后，充满激情地告诉我们，从卡琳顿夫人的记录中，你根本看不出TAN （他们这样称呼谭耀勋）是他们家的一位客人，所有的口吻都显示出TAN 就是他们家的另一个孩子。
我们摘录部分日记的内容：
1880年：

“3 月22日（1880年） SARAH（卡琳顿夫人的女儿）  很早就出门了去接TAN ，一直等到下午最后一班火车，但是TAN 没有来，她非常失望。
替他收拾了床铺，并制作了烤鸡。”
“3 月23日  听说  委员会把TAN 带去学中文了”。
“6 月24日，“TAN 下午从COLEBROOK 火车站回来了。”
“6 月26日，MRS HANNAS 和 HALSEY 四点意外来访。

喝完茶后我们铺了三张床。
把TAN 挪到客厅里。
（鲍布特意说明，这段日记充分说明了TAN 是这个家的一个成员，否则他是不会被挪到客厅去的。
）“7 月2 日“TAN 走了。”
“8 月4 日，“TAN 到来说再见，他要回到中国去了。”

“8 月24日，“TAN 下午来了，我们已经睡下，他的辫子剪掉了。”
卡琳顿夫人1880年的日记，可以印证有关“留美幼童”史料的一个说法，在1880年夏天，吴子登掌管的留学事务局已经决定处罚谭耀勋等“违规”学生，“违规”的表现应当是信教。
日记显示，谭耀勋是在要被遣送回国后才剪掉辫子的。
1881年：
“4 月18日，为TAN 准备明天生日的蛋糕。”

“4 月19日， GAR  走了- 送他去COLEBROOK 火车站。
有15个客人参加TAN 的生日晚会，……晚餐包括：
牡蛎，鸡肉色拉，冰激凌，小点心，两种蛋糕，橙子和香蕉。”
“7 月6 日，TAN 找人修理割草机，堆积干草。”
卡琳顿夫人的房子至今仍然矗立在库布鲁克小镇，房子的主人已经不是卡琳顿家的后裔了，他们住在纽约，只有休假时才会偶尔光顾。

房子位于一处幽静的丛林当中，典型的英格兰地区房屋结构，由木版材料构建，白色的木版外墙经过粉刷之后看不出已经历经一百多年的风雨，房前回廊仿佛还留有孩子们在这里穿梭的影子。
房子一侧的牲口房、工具房就是当年谭耀勋帮忙堆积干草的地方。
这也是我们寻找到的为数不多的一处当年幼童居住过的房屋。
一个多世纪前，一位11岁的中国小男孩来到美国，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开始了他的求学生涯，11年之后，他成为了这个国家名牌大学耶鲁的毕业生，却不幸很快病逝。
谭耀勋静静地躺在库布鲁克卡琳顿夫人家的墓地整整100 多年了，去到美国康州的中国人应该想到去看看他。

在他的墓碑正面用中文镌刻着：
大清广东香山官学生谭耀勋之墓
第35节 逆子容揆
从什么意义上说，称自己的爷爷容揆为叛逆之子都不为过。
我们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见到容揆的两个孙子丹纳（Danna Bruce Yung  ）和理查德（ Richard Yung），在他们那里，看到许多有关容揆的原始资料。
  他们祖父当年的所为，桩桩件件都可谓惊世骇俗。

剪辫子，入基督教，在被遣返中国的途中逃逸，和美国女孩谈恋爱。
据说，容揆曾写信向父亲宣称自己已经信奉了外国的宗教。
如此毫不隐晦，是有点要救自己的父亲于水深火热的意思。
可没想到，做爹的哪听得了这一套，闻罢即暴跳如雷，他写信给留学事务管理局，请求他们将自己的儿子遣送回国，并表示将痛揍逆子，令其改邪归正。
这件事发生在1880年，离幼童集体被撤回还有一年。

但最终，老父想法没有能够实现。
在从哈特福德前往波士顿，准备从那里被遣返中国的路上，火车途经春田车站时，容揆称需要和照顾自己多年的主人道别，但却从此销声匿迹。
谭耀勋也在那次的旅途中脱逃。
容揆1873年随第二批幼童赴美，到达美国时12岁。
他祖籍广东新会，是容闳的侄子。

在美国他一直生活在春田，和日后撰写《我在中国的童年故事》一书的李恩富一同寄住在春田的VAILLE太太家。
据说他一直是一个非常安静、甚至有些缺乏自信的小男孩。
但他对语言的领悟力极好，他不仅很快克服了英语障碍，而且还熟练地掌握了拉丁文和希腊文，在他日后的生活中，他的写作过程中会发现他经常引用希腊文学中的名段。
1880年要被留学事务局遣返时，19岁的他刚刚从春田中学毕业。
由于学业优秀，在中学毕业典礼上，他被选为学生代表发言。

当“SALUTATORIAN”  （致辞学生代表），是一种崇高的荣誉。
在当时做出逃离留学事务局控制的决定，需要极大的勇气。
作为一个学生，离开事务局意味着连最基本的生活来源都无法保障。
而在当时，容揆似乎已经无法忍受在幼童留学事务局受到的一切——特别是最后一个委员吴子登。
大家都认为是吴子登最后葬送了留美幼童事业局。

在后来给孩子们留下的回忆文字中，容揆说，“吴子登对于我们胆敢直盯着他的脸的行为感到震惊，居然还敢对他嘴里说出的话不言听计从。”
新来的委员得出结论，这些孩子已经完全退化到了荒蛮阶段，如不采取行动严加约束，后果将无法设想。
不过，吴的这些言行若落在当时在中国受教育的孩子身上，实在算不了什么。
所有中国的孩子此时还在私塾里接受着三纲五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教化，而对于这些已饱受西式教育的年轻人来说，吴的行为自然令他们觉得诧异。
容揆是他们中最觉得无法忍受的一个，或是认为，我可以无须忍受这一切。

于是，在他即将被遣返，他意识到自己将要回到一个他将永远遭受此等蹂躏的地方时，他的逃跑就毫不奇怪了。
对于这一切，容揆的叔叔容闳不会视而不见。
在哈特福得避难山教堂的推切尔牧师的日记中，记录了容闳是如何委托他安排容揆滞留美国的细节。
不便亲自露面。
他委托推切尔牧师和容揆在春田见面，把500 美圆转交给容揆，作为他在美国生活学习的费用，条件有三个。

其一，他必须进入耶鲁大学读书；
其二，他毕业后必须供职于和中国有关的事务；
其三，在他经济独立的时候偿还这笔费用。
1880年，容揆已经被美国哈佛大学录取，容闳却坚持容揆就读耶鲁。
当幼童被召回时，在所有已经进入美国大学的幼童中，就读耶鲁的占了一半。

此外，美国早期的大学成立多以文科为主，传导人文精神，尤以培养传教士为宗旨。
耶鲁大学在1847年率先成立以教授自然科学为主的雪菲尔德理工学院，幼童詹天佑和欧阳庚都毕业于该学院。
当年清政府选派幼童留美的重要目的就是希望他们学习军事、矿业、铁路、制造。
耶鲁的雪菲尔德理工学院自然是最好的选择。
容揆的确是遵从了叔叔容闳的嘱托，于1884年毕业于耶鲁的雪非尔德理工学院。

容揆的另一个轰轰烈烈的故事，是关于爱情的。
在春田，他认识了一个比自己小六岁的姑娘梅。
他们就读于同一所高中，容揆寄住家庭的女主人和梅的父母是好朋友。
按照当时梅在中学的老师和同学回忆，说梅当时在大家心目中是性格最腼腆的，甚至没有可能嫁给自己班级以外的另一个男生。
然而她却在春田制造了一个爆炸新闻，和中国人谈恋爱。

梅的家庭首先反对。
但是反对的方式倒也奇特。
梅的爸爸说了一个条件，他让容揆在一个时间段之内（可惜到底是多长时间这么重要的信息，家族却给传丢了。
）容揆不能和梅见面，也不许以各种方式联络。
这种阻隔现在看来简直天方夜谈，能挡住俩人见面，还能挡住相互联络？

可倒退一百多年，还就是奏效，并且容揆照做了，尽管在他们订婚的时候，梅的父亲早已经去世。
他们的订婚日期在1893年，容揆滞留美国后13年。
这是一个马拉松式的恋爱故事。
容揆的孙子丹纳给我们讲述了自己的祖父和祖母恋爱的故事，他说，虽然有些传闻已经无法证实，但是关于祖父在规定的日期回来求婚的过程，梅的妹妹却有清楚的回忆。
她说，当那个日子来临的时候，梅在楼上的窗口焦急地等待，她看见容揆朝自己家走来，但步伐非常沉重，而且心事重重。

但最终他走到了门前，敲响了家门。
在那一刻，所有的人都知道：
他们一定会结婚。
但他们订婚的消息还是成了一条大新闻。
在整个新英格兰地区，从纽约，到华盛顿，到波士顿，到春田。

媒体当然没有什么不好的评论，因为容揆当时在华盛顿中国公使团工作，他是耶鲁毕业生，在中学成绩优异，在美国生活多年，给大家留下非常好的口碑。
但最中心的内容是他们觉得这是一桩奇异的婚姻——在当时，一位美国中产阶级家的女儿嫁给一位中国人的事情毕竟很少见。
1893年，容揆开始供职于中国驻美国公使馆，直至他1943年去世。
这期间，除了在1908年，他挟全家在上海和天津居住过半年外，其它时间他们一直生活在美国。
在他的一生的许多选择中，能够看出他在两种文化背景中的徘徊。

他一辈子生活在美国，但他始终如一的在中国驻美使馆任职，这既是他的叔叔容闳当年资助他滞留美国不归时提出的条件，也是他自己始终的选择。
他养育了7 个孩子，所有的孩子在美国长大，他没有教他们中任何一个人说中文，这是在当时的背景下，保护自己的孩子尽量不受种族歧视伤害的一种办法。
但是他却在7 个孩子的名字当中，无一例外地把自己的全名YUNG KWAI 给了他们，作为中国血统永远的印记。
丹纳和理查德  都生在美国长在美国，从来没有回到过中国。
但是当我们访问他们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们，从前，父辈一直对自己的前辈是中国人讳莫如深；

而今天情况发生了变化。
理查德自己有三个孩子，有五六个孙子、孙女，他们已经开始对自己的曾祖父的故事发生极大的兴趣。
每次孩子们回到父亲这里来都要向他们索要自己的曾祖父留下的东西，我们在他们家发现书架上放着几个镜框，里面镶嵌着容揆和太太的照片，还有当年作为中国驻美使馆的官员出席美国白宫活动的邀请信，一些清政府授予的勋章等等，据说这些东西都是为自己的孩子们准备的。
理查德的太太告诉我们，他们的一个小孙女有一次在学校参加讲演活动，她把自己曾曾祖父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述给她的同学听，走下讲台后，她的老师望着这个金发碧眼的小姑娘，充满疑惑地问，你说的是真事还是你编的故事？
 

第36节 李鸿章的这十年
Tho' by your kindness my fond hopes were raised,Long, long ago, long, long ago.You by more eloquent lips have been praised,Long, long ago, long, long ago,你的爱情又唤起我的希望，多年以前，多年以前。
有多少人曾经把你夸奖，多年以前，多年前。
——美国民歌《Long Long Ago 》（《多年以前》）1881年深秋的一天，分配到天津的一批“留美幼童”来到直隶总督署，叩见总督李鸿章。
那是个令人感叹的场面：
十年前，这批孩子还是真正的“幼童”，小的才九岁，大的不过十五岁，如今他们已经成为一个个正当年华的男子汉。

李鸿章呢？
十年前把第一批幼童送走的时候他四十九岁，现在，他年近花甲了。
幼童们下跪叩首的时候，显得有些紧张。
唐绍仪后来回忆，他当时害怕的是，后脑勺上临时安装的假辫子会掉下来。
但他们很清楚总督大人和他们的不解之缘。

回国的九十四人，有七十个被李鸿章接收到北洋。
他们在上海受到冷遇，乘船来天津的海上又遇到可怕的风暴，只是到了天津，总督下令把他们安排到招商局大楼居住，他们才得到较好的照顾。
他们偷偷打量两鬓斑白的李鸿章，心中涌起的是亲近和敬意。
“我们去见总督李鸿章”，幼童梁诚写信给他的美国朋友，“他是幼童出洋肄业局的创办人，对我们慰勉有加。
李是一个多彩多姿的人，很似美国加斐尔总统，他由贫苦起家，位至人臣之极。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海陆军及兵工厂均在其管辖之下，每项工商建设，均得到他的支持。
对外国思想，他很开明。
他为训练中国青年创立了许多机构，他创办了一个医院及穷人救济院。
他身为开明派之领袖，当然也有许多强有力的敌人。”
望着已然长大成人的“幼童”们，李鸿章的心情也不会平静。

十年前，他和曾国藩制定的是一个十五年的宏远的留学计划，他希望这批孩子能顺利读完中学，进入军事学院，成为国家的栋梁。
幼童们进入美国后，他几乎时时刻刻挂念着这些远渡重洋的幼童。
我们曾在复旦大学文科图书馆读到《李鸿章未刊函稿》，他的事必躬亲，简直令人叹为观止。
数几十封李鸿章对留学事务局的指示信的内容包括，认为幼童由女教师授业不妥，要求更换；
某些幼童不堪造就应当撤回、撤回后该如何处置（避免投靠洋人给在学的幼童以恶劣影响）；

某些幼童天资过人要着力栽培（他提到过的有梁敦彦、钟文耀、张康仁、黄开甲、蔡绍基等）；
在不同时期根据国内的需求要求安排幼童学习专门学科，如国际法和矿业；
他还为留学事务局经费不足事多次致信容闳、区谔良，特意决定从海防经费中拨款支持。
但是“强有力的敌人”让李鸿章的心血付之东流！
在“召回”的问题上，他没有挺身而出，捍卫他自己的宏图大略，却屈从了保守派的意见。

他心态矛盾，因为所听到关于幼童们的评价是相互矛盾的。
甚至幼童们到达天津后接受的两次考试，结果也大相径庭。
第一次，不知什么原因，幼童们考得一团糟，中文糟，英文也糟。
李鸿章愤怒责问何以如此？
第二次考试的结果，却使他转怒为喜。

他赞扬了果真学有所成的幼童们——这恐怕更是他自己需要的安慰。
从1872年到1881年，在中国近代改革史上是十分关键的10年。
这10年里，幼童们在美国学习，李鸿章何尝不在苦苦钻研？
他的学堂，是他的外交和政治舞台，是他的军事和经济战线。
从一个崇尚实用主义的地方洋务大员，到逐步担起这个国家变革的重任，他几乎无时不受到攻讦。

把“挺”字作为人生哲学的李鸿章，在硬着头皮和顽固势力的一次次较量中，备尝改革的艰难。
在第一批幼童即将出洋的1872年3 月5 日，在曾国藩去世的七天前，李鸿章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他感慨当时的改革局面是：
“前兴之而后毁之，此信之而彼疑之”，他说，今天老师你和左宗棠公尚健在，就有那么多的异议，“再数年，十数年后，更当何如？”
6 月，洋务派官员的造船计划遭到大学士宋晋的猛烈攻击，他以“名为远谋，实同虚耗”为罪名，要求太后降旨，停止造船。
李鸿章和左宗棠、沈葆桢挺身谏诤。

李鸿章的奏折，第一次提出，中国正面临“三千年一大变局”。
他写道：
“法待人而后行，事因时而变通。
若徒墨守旧章，拘牵浮议，则为之而必不成，成之而必不久。
坐让洋人专利于中土，后患将何所底耶？”

这场争论后没有不久，祸患真的降临。
不过这次的敌人不是来自西方，而是长期被中国看做“蕞尔小国”的东方邻国日本。
日本以台湾高山族杀害琉球渔民为借口，出动八艘幕府时代的旧船去“处分”也就是侵略台湾。
战事以中国赔偿五十万两银，日本人撤回为结局。
中国“有海无防”的真相暴露无遗。

说来可笑，直到第一批幼童出洋时，中国水师的水兵还配备弓箭。
日本侵略台湾，使清廷痛感：
自强运动以来，“人人有自强之心，亦人人有自强之言，而迄今仍并无自强之实。”
中国近代关于海防的又一次大争论——“海防大筹议”，因此紧急展开。
各地大员奏折如云，对加速海防建设，支持、反对、犹疑……各种意见不一而足。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李鸿章的奏折。
李鸿章再次疾呼，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强敌”。
他坚决支持恭亲王关于紧急整顿海防的主张，强调必须改革，再不能“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
他提出购置机器，定造铁甲舰等六项建议，其中包括“变通考试，专开洋务一科取士。
海防省份设立洋学局”。

他的话掷地有声：
“居今日而欲整顿海防，舍变法与用人，别无下手之方”！
李鸿章的尖锐议论，在朝廷讨论奏章时引来强烈反弹。
两位高层官员在给皇帝的奏折中一针见血，指责李鸿章企图变法，“用夷变夏”——……人才是今日做事根本，如李鸿章、丁日昌讲求洋学，实愈加败坏，尚何人才之可言？
……洋人之所长在机器，中国之所贵在人心。

……窃恐天下皆将谓国家以礼义廉耻为无用，以洋学为难能，其从而习之者必皆无耻之人，洋器虽精，谁与国家共缓急哉？
“海防大筹议”正进行中，1875年初，刚亲政不久的同治皇帝患“天花”而死，慈禧开始第二次垂帘听政。
参加葬礼的李鸿章三次陛见皇太后，提出了开煤铁矿、架电报线、修铁路、办学校、开发台湾、办外交的建议。
李鸿章看到，“太后悲伤迫切之中，大有励精图治之意。”
这是李鸿章政治地位发生变化的关键时刻。

在恭亲王支持下，保守派的攻击被击退，他的海防建设方案获得慈禧的批准。
1875年，在第四批幼童出洋的当年，五十三岁的李鸿章被任命为文华殿大学士即首席大学士。
他成为重权在握的洋务派领袖。
1876年夏天，“留美幼童”在费城参观百年纪念世博会，与此同时，西方七国军舰云集避暑胜地烟台，李鸿章在这里宴请各国使节。
在地球的两边，他和幼童们在同时“走向世界”——在烟台，他第一次出席大规模的外交活动，为此他仔细研究西方礼仪。

幕僚们为他们的“李中堂”专门准备了“宴会仪节”，包括为他预备好不同情境下致辞的草稿：
“……合座斟满高爵香槟酒，中堂起立举爵云，今日不期而遇七大国众位公使大臣，齐集烟台极一时之盛会，但愿此后永敦和好中外相安……”“宴会仪节”提示，客人在敬酒时如颂扬李鸿章，则不饮，表示谦逊。
如果有“庆祝我朝等语”，“或论有关大局”，则饮。
李鸿章一面密切关注“留美幼童”的学习，一面考虑向其它国家派遣留学生。
1876年，在他安排下，七名学生带着足够用三年的笔墨砚台，到德国学习陆军。

而他更大的兴趣是派员出国留学海军。
这一年，李鸿章和总理衙门及许多官员多次通信商议“海军生”问题。
他登上停泊烟台的英国、法国、德国军舰参观，仔细观察西方的先进装备，在参观时发现英国军舰上有正在实习的日本留学生，更坚定了他和沈葆桢、丁日昌酝酿已久的“派遣海军留学生”的设想。
就在烟台，李鸿章和有关官员制定了出国培训计划和章程。
1877年3 月31日，“济安”号轮船驶离福州，严复等福建船政学堂的一批学生转道香港，前往欧洲留学，其中多数学生进入英国伦敦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

这是中国近代海军的一批精英人物，包括后来北洋海军的多艘主力舰的舰长。
他们全身英国海军装束，惟独头顶还盘着辫子，登上英国铁甲舰实习。
他们英武的身影，出现在非洲西海岸、美洲东海岸、印度洋、地中海……这批学生的年龄比“留美幼童”略大，平均大六、七岁；
他们进入福建船政学堂的时间比第一批“留美幼童”出国早五年，出国又恰好晚五年。
他们的留学时间是三年，也就是说，当“留美幼童”被召回的时候，他们已经毕业，有的甚至已经能够驾驶军舰回国。

李鸿章是中国变革的先驱，从四十九岁到五十九岁，他在中国变革的道路上留下了令后人不能不叹服的足迹：
在第一批幼童赴美当年，他创办轮船招商局，这是中国第一个与洋人争利的商业集团，它打破了外国人垄断中国航运业的局面；
1878年，创办开平煤矿；
1879年，铺设中国第一条电报线；
1881年，铺设中国人自行修建的第一条铁路；

……在幼童被召回的1881年，中国海军的基础建设已大规模展开。
1881年夏天，李鸿章的智囊班子正在起草“酌议北洋海防水师章程”，这是对北洋海军未来发展的构想。
当“留美幼童”们回国途中航行在太平洋上的时候，海军留学生正驾驶着从欧洲购买的“超勇”、“扬威”军舰，经地中海回国。
几乎在同时，李鸿章发电报到欧洲，将正在制造的两艘中国的铁甲舰命名为“定远”和“镇远”。
李鸿章曾说过：

“人生如朝露，倘及时得手，作成一二件济世安民顶天立地事业，不更逾于空谈耶？”
“留美幼童”在美国学习的十年，是李鸿章为中国的近代化苦争苦斗的十年。

第37节 泼海旌旗热血红
1884年7 月27日（光绪十年六月六日），“留美幼童”黄季良给在上海江南制造局的父亲写了一封信。
信是从停泊在福州马尾的“扬武”号军舰上请人带上岸投递的。

他在信中夹带了一幅画：
一个稚气未消青年，身穿浅黄色大清官服，脚蹬皂靴，腰佩战刀。
男季良百拜叩禀父亲大人膝下：
男自幼生母见背，旋即随侍父亲远客江南，未尝刻离膝下，迨稍长，应选游学，远适异国，近奉上谕，调回中国，旋派来闽，又从军于扬武兵船，不能一日承颜养志，负罪实深……1871年，在江南制造局当差的黄道平得悉朝廷招考“留美幼童”，“念家贫漂泊”，先送15岁的黄仲良作为第一批官费生出洋，两年后，又送14岁的黄季良赴美留学。
1882年，哥哥黄仲良已经进入美国宾州伯利恒的利哈伊大学，弟弟黄季良尚在中学。

被“召回”后，黄仲良被派往北洋，在天津机器东局任翻译和图算学堂教习，黄季良等16名幼童被分到福州，成为船政学堂第八期驾驶班学员。
这16名幼童，包括詹天佑、欧阳赓等5 名耶鲁大学学生，薛有福、邝咏钟等5 名麻省理工学院学生，吴应科、苏锐钊这两名瑞萨莱尔理工学院的学生。
1883年，第八期驾驶班毕业，7 人留在福州：
詹天佑在学堂任教，邝咏钟任“振威”舰二副，黄季良、薛有福、容尚谦、杨兆楠、吴其藻被分配到福建水师旗舰“扬武”号任见习军官。
黄季良给父亲的信，写在一个不寻常的时刻——今法人犯顺，已入马江。

伏思国家德泽宏深，将士皆忠勇敌忾，定籍我皇上如天之福，迅扫夷氛……由于法国侵占大清藩属国越南，战火从陆地燃烧到海上。
法国海军以“保商”为名进入福建闽江，企图歼灭福建水师，控制台湾海峡的制海权，最终夺取台湾为“抵押”，逼取巨额赔款。
从7 月15日到19日，先后有5 艘法国军舰到达马尾江面。
清廷不敢轻易和法国决裂，又不知如何用国际法处理，决策陷入混乱。
“扬武”号奉命开进法国军舰的停泊区，“与敌杂泊，阻其猝发”。

黄季良和他的留美同学们第一次经历如此紧张的场面：
白天，沿岸“遍张旗帜”，陆军穿梭调动，当局在布置“疑兵阵”；
入夜，法舰探照灯的光柱如寒光闪闪的利剑，狂扫水面。
……望父亲大人勿以男为念，惟兵事究不可测，男既受朝廷豢养之恩，自当勉尽致身之义，犹记父亲与男之信，嘱以移孝作忠，能为忠臣即是孝子等语。
男亦知以身报国不可游移胆畏，但念二十五年罔极之恩未报，于万一有令人呜咽不忍言者，男日来无刻不思亲，想亲思男愈切也。

爰将平日绘成之貌，寄呈父亲见之，如男常侍膝前矣……。
黄季良画了一幅自画像寄给父亲，以表达孝心。
他不能忘记，在幼年丧母后，他和二哥跟着父亲从老家番禺（今广州）到上海艰难谋生的日子；
他记得14岁的自己，远涉重洋去美国留学，依依不舍离开父亲的情景；
他也想念他的二哥，记得刚到美国，见到仲良，半步都不忍离开。

当他一笔一笔画出自己的肖像时，他已经看到了最险恶的结局。
对峙的局面，令人神经几乎要绷断。
骄阳如火的8 月中旬，马尾罗星塔附近的闽江江面上，密匝匝停泊着包括两艘铁甲舰在内的8 艘法国军舰和十一艘木制的中国战舰。
数十条民船四下游荡，只有中国水兵知道，它们满载硫磺和火罐，时刻准备扑向法国军舰，重演“火烧赤壁”。
两艘没有火炮的中国商船各载数百陆军士兵，等待一声号角，“跳帮”到法国军舰上去进行白刃格斗。

岸上偶尔传来枪响，那是信神的总督派兵朝天鸣枪，“击散妖云”。
这是中国国防的现实：
主管海疆防务的官员，不是昏庸无能，便是大言无实；
李鸿章海军建设的蓝图刚刚展开，近代海军尚未成型，在欧洲定造的两艘铁甲舰还没有回国，北洋为数不多的好船，他不敢孤注一掷地派到福建；
在福建水师的木制舰只上，是未经战阵的年轻的船政学堂毕业生和“留美幼童”……8 月23日，海战爆发。

“扬武”舰上，“留美幼童”容尚谦首先发现法舰“窝尔达”号桅杆上的信号旗降落下来。
他立即报告管带。
可管带还以为法舰上有军官病死，下半旗志哀。
正议论间，炮弹如雨而至。
这时另一名“留美幼童”杨兆楠立即施放后主炮，第一炮便击中“窝尔达”舰桥，当场炸毙引水员和五个水手，差一点击毙法国舰队司令孤拔。

管带急令开船，为时已晚。
法国鱼雷艇猛扑上来，向“扬武”发射了一颗鱼雷。
海战开始仅27秒，福建水师的旗舰“扬武”就被击中右舷尾沉没。
除容尚谦和吴其藻落水逃生，“留美幼童”黄季良、薛有福、杨兆楠阵亡。
海战中另一位阵亡的“留美幼童”是“振威”舰二副邝咏钟，一位目击海战的英国海关关员回忆：

“那骁勇的振威，虽然暴露在维拉号和台斯当号的舷炮下，并且在驶过特隆方号之前时，为敌舰的重炮烈火所洞穿，头尾都已着火，但是它仍然奋战到底，一次又一次地发射炮火，直到一艘法国鱼雷艇在烟火中冲进，才完全毁灭了它。
就是在它最后沉没的一刹那，这勇敢的小船，还以最后一炮击中它的敌人，重创了敌舰舰长和士兵两名。”
海战仅进行了半个小时，福建水师全军覆没，船政学堂和造船厂被轰毁。
比军舰和学校、厂房更令人痛惜的是人，是一批在新式教育中培养的人才的夭亡。
在马尾海战中，十多年成长起来的“洋学生”们表现英勇。

船政学堂各期毕业的学生，有许寿山、吕瀚、梁梓芳、叶琛等十余人阵亡。
“留美幼童”6 人参战，4人牺牲，其中有薛有福、杨兆楠、邝咏钟3人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
在一百多年的今天，在福州马尾，人们还能看到当年奉旨建造的昭忠祠，祠中的石碑上镌刻着772 名阵亡官兵的姓名，其中有：
“振威”二副留美回国六品军功邝咏钟“扬武”留美回国练生六品军功杨兆楠“扬武”留美回国练生六品军功薛有福“扬武”留美回国练生七品军功黄季良那年24岁的黄季良，就这样用一幅自画像和亲人诀别。
福建水师的留美同学中，黄季良的官阶是最底的。

在“留美幼童”中他不算出类拔萃，在美国没有进入大学，不像和他同批、同年龄的唐绍仪等人那么出众。
他在美国留下的足迹也很难查找。
但他的自画像和那封家书却被珍藏下来。
他的父亲黄道平后来曾任上海江南制造局锅炉车间的总管，官至五品，这位五品“车间主任”把儿子的自画像分赠亲友，征求题咏，著名诗人黄遵宪写下了诗句：
泼海旌旗热血红，防秋诸将尽笼东，黄衫浅色靴刀备，年少犹能作鬼雄。

棒球队员邝咏钟那张微仰的脸，永远留在后人的记忆里。
他和他的同学杨兆楠、薛有福的名字和他们在中法海战中阵亡的记录，留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同学册中。
然而我们在同学册中没有见到薛有福的照片，他的照片，几经辗转和复制，传到我们手里已经显得模糊难辩。
但他写给凯蒂小姐的信，被凯蒂珍藏多年。
凯蒂女士八十多岁时，把这些信赠送给博物馆。

“薛有福是我特殊的朋友，”凯蒂说。

第38节 瘴气浮动的山间（1）
搜寻“留美幼童”在被清廷“召回”后的资料，有一个词常跳到眼前，那就是“电线”。
这不是今天的“输电线”和“电灯线”，而是“电报线”。
在尚未有电灯的年代，中国人就已经开始使用电报，而李鸿章是封疆大吏中和电报关系最密切的人——也因为这个原因，“留美幼童”和中国的电报业结下不解之缘。

查看李鸿章早期的电报稿，会看到今人难以理解的奇怪现象。
以1880年秋天的一份电报为例，那时李鸿章正与在美国的陈兰彬等商议召回幼童召回；
更紧迫的大事，是驻俄公使曾纪泽（曾国藩之子）正在与俄方谈判收回被占的伊犁，李、曾函电交驰；
9 月30日李鸿章发给曾纪泽一份电报，曾纪泽10月4 日收悉，曾纪泽10月5日回电，李鸿章10 月11日收悉。
一份电报的往来，竟然用了近两周时间！

后人很难想象李鸿章的电报是这样发送的：
他的电报，需要从天津通过轮船寄到上海，再经上海的外国电报局发到俄国。
遇到海上风暴，就要用“六百里飞驰”的驿站快马——当年的“特快专递”——传递电稿。
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
“用兵之道，神速为贵。

泰东西各国于讲求枪炮之外，水路则有快轮船，陆路则有火轮车，而数万里海洋欲通军信，则又有电报之法。
近来俄罗斯、日本均效而行之。
故由各国以至上海，莫不设立电报，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问答。
独中国文书尚恃驿递，虽日行六百里加紧，亦已迟速悬殊。
查俄国海线可达上海，旱线可达恰克图。

钦使曾纪泽由俄国电报到上海，祗须一日。
而由上海至京城，轮船附寄，尚须六七日到京。
如遇海道不通，由驿必以十日为期。
是上海至京仅二千数百里，较之俄国至上海数万里，消息反迟十倍。
倘遇用兵之际，彼等外国军信速于中国，利害已判若径庭。

且其铁甲兵船，在海洋日行千余里，势必声东击西，莫可测度，全赖军报神速，相机调援，是电报实为防务所必需。”
直到幼童被“召回”之前，中国大陆还没有长途电报线。
和所有西方事物一样，电报进入中国，遇到重重阻碍。
和开矿山和修铁路遭遇的抗拒一样，保守势力反对的理由是，它会毁坏祖宗的坟墓！
于是，英国人1865年在上海到吴淞间强行修建的“电线”被沿途百姓拆毁；

丹麦“大北公司”1871年铺设的由香港到上海的海底电线，不能上岸，只得改装一条旧船，在吴淞口当浮动电报站。
到了1880年，通信的落伍已经使中国的许多事变得荒唐。
正如李鸿章所抱怨，讯息从上海传到京城，竟然比上海传到俄国要慢十倍。
1879年，李鸿章在天津大沽口到市内紫竹林总督衙门间修建了一条短途“电线”，试机时，他在衙门一声号令，数十公里外的炮台守军闻风而动。
这是中国人在中国大陆修建的第一条电报线。

1880年，朝廷终于批准了李鸿章修建天津至上海的电报线（“南北洋陆线”）的请求。
这条电报线，和李鸿章办的“轮船招商局”一样，吸纳民间资本，由“官督商办”，完全由中国人控制。
它的修建速度很快，到“留美幼童”即将回国的时候，李鸿章的电报已经可以当天到达美国。
难怪李鸿章为电报事业急需人才而挠首。
他令陈兰彬告诉吴子登和容闳，“将出洋局幼童择其颖悟纯静、尚未进入大学院者二十人，令速赴各处电报馆游历，讲求电学，津、沪新设电报需人……”清廷决定“召回”幼童后，李鸿章又发电报给吴子登：

“电报学生可令先回”。

第39节 瘴气浮动的山间（2）
分三批回国的幼童，第一批21人中有17人被分配到1880年刚刚创办的天津电报学堂。
在美国成绩优异的耶鲁学生梁敦彦、黄开甲都曾是天津的“电报生”，但他们不久就被高官看中，梁敦彦成了两广总督张之洞的秘书，黄开甲成了中国电报局总办盛宣怀的秘书。
更多比他们年龄小、学历浅的幼童们则和电报事业终身相伴，他们在这里学习收发报、勘测、电讯原理，出了学堂即投入大规模的“电线”建设。

中法战争即将爆发时，曾纪泽曾强烈建议李鸿章将“电线”延伸到京城。
李鸿章告诉他，当初是因为害怕士大夫们的反对，所以暂时从天津开始，渐开风气。
现在条件逐渐成熟，可以先修到京城附近的通州，逐渐接到京城。
李鸿章的“渐进”，收到的是突飞猛进的效果。
“电线”的益处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而投资压力又远比造船购舰要轻。

到1889年，全国除陕西、甘肃和湖南三省，各省都有了通往京城的电报线。
在前所未有的四通八达的“电线”网的背后，有“留美幼童”和电报学生的巨大贡献。
中法战争之后，广东广西的海防边防建设成燃眉之急。
位于南国前线的这两个省份，山高林密，沟壑纵横，驿站投递向来迟缓。
“留美幼童”投入紧急建设南方电报网的工作，他们经历的危险和艰辛令人难以想象。

1886年，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对电报学生大加赞赏。
他说，广东广西的电报线远抵边关瘴疠盛行的地区，那里也是我们最早修建海底电报线的地方。
电报学生们不怕艰难险阻，勘测地形，运送设备；
不怕烦劳地架接电线、巡护维修；
不厌繁细地检核密码，翻译电文。

在军情紧张的时候，他们通宵达旦在电报局值班；
他们经年累月地这样工作，没有技术的人完全不能替代。
许多人积劳成疾，一些人遭遇危险。
两广地区终年多雷暴，电线动辄被震断，而工匠缺少，恢复线路往往需要很长时间。
常派一名学生，自己携带机器到山涧大河之间，在两岸奔驰，查验，修理……十日八日的风餐露宿，这不是其它差务可以相比的！

“留美幼童”当之无愧，是中国电报业的开山鼻祖和创业英雄：
周万鹏，曾任中国电政总局局长。
第三批幼童。
曾居住在麻省霍利约克（Holyoke）的卡格温先生（E.R.Kagwin）家。
朱宝奎，曾任上海电报局局长、清朝邮传部左侍郎。

第三批幼童。
曾就读纽黑文（New Haven ）霍普金斯语言学校（Hopkijs Grammar School）和南哈得利高中（South Hadley High School），曾居住在南哈得利的摩尔先生（E.A.Moor）家。
袁长坤，曾任清朝邮传部电政负责人。
第三批幼童。
曾和周万鹏同在麻省霍利约克（Holyoke ），同住在卡格温先生（E.R.Kagwin）家。

陶廷赓，曾任湖北省电报局局长。
第四批幼童。
曾居住在麻省亨廷顿（Huntington）的埃拉德女士（Miss A.M.Allard ）家。
程大业，曾在清朝统辖蒙古时期任恰克图电报局局长和满洲里电报局局长，负责修建了京城到蒙古的电报线，毕生在遥远的边疆服务。
第三批幼童。

曾就读哈特福德公立高中（Hartford Public High school ），居住在巴博先生（J.O.Barber）家。
吴焕荣，曾任江西省电报局局长。
第四批幼童。
曾就读纽黑文（New Haven ）霍普金斯语言学校（Hopkijs Grammar School），居住在斯蒂芬. 
胡拜尔牧师（Rev.Stephen Hubbell ）家。

方伯梁，曾任汉口电报局局长。
第二批幼童。
曾就读麻省理工学院（M.I.T ）。
唐元湛，曾任上海电政分局总办，曾去瑞典“爱立信”公司考察。
第二批幼童。

他曾经和蔡廷干一起住在麻省春田（Springfield ）麦克琳先生（A.S.McClean ）家，因为太顽皮，被蔡廷干一同被“遣送”到洛厄尔（Lowell）机器厂学习，因而被特许剪掉辫子。

第40节 太监拉火车
1887年，詹天佑离开了广东，生平第一次去寒冷的北方。
中法战争中，他是船政学堂船政学堂的教师，战后，被两广总督张之洞聘请到广东水陆师学堂（后称广东博学馆，一名实学馆）任教。
他和曾就读瑞萨莱尔理工学院的“留美幼童”苏锐钊共事，教授英语，他给学生出的“自英译汉”、“自汉译英”的英文试卷，被学生的后人保存至今。

詹天佑志不在此。
在耶鲁大学，他学的是铁路和土木工程。
现在机会到来了——他要去天津，参加天津到山海关铁路的建设。
这是他一生的一个关键时刻。
这是中国第一位最优秀的铁路工程师，步入成功之路的起点。

这一年，中国只有一条由唐山通往芦台的铁路。
而“铁路”这一西方事物进入中国，已经22年。
1865年，英商在北京宣武门外修建了一条长约0.5 公里的展览铁路，“迅疾如飞”的小火车被京城人“诧为妖物”，朝廷下令拆除，“群疑始息”。
1876年，英国怡和洋行擅自修建了从上海到吴淞镇的吴淞铁路止，长14.5公里，是中国最早出现的一条营业铁路。
次年，清政府以285 ，000 两白银赎回并拆除。

强大的守旧势力害怕铁路。
他们怕铁路破坏风水、毁坏坟茔，怕铁路影响沿途客栈、骡马生意，激起民变，在京城周边，还怕惊动龙脉。
1880年，李鸿章提出在全国范围修筑铁路的宏伟计划，立刻遭到围攻，一些廷臣指责他“直欲破坏列祖列宗之成法以乱天下”。
1881年，7 名回国的“留美幼童”——吴仰曾（第一批幼童，曾就读哥伦比亚大学）、邝荣光（第一批幼童，曾就读拉法叶学院）、陈荣贵（第一批幼童，曾就读哈特福德公立高中）、陆锡贵（第二批幼童，曾就读哈特福德公立高中）、唐国安（第二批幼童，曾就读耶鲁大学）、梁普照（第二批幼童，曾就读北安普敦公立高中）、邝景扬（第三批幼童，曾就读麻省理工学院），被分配到开平矿务局的路矿学堂。
这一批曾乘坐火车横穿美国大陆、日后将成为中国矿业创始者的年轻人，亲眼目睹了中国人自己修建的第一条铁路的诞生。

这是开平矿务局几经波折，终于得到朝廷恩准，修筑的一条长约11公里的运煤铁路——唐（山）胥（各庄）铁路。
矿务局英籍工程师金达(C.W.Kinder)在修路的同时，利用废旧锅炉、卷扬机铁轮和井架钢梁制造了一台简陋的蒸汽机车。
但朝廷明令禁止使用机车，唐胥铁路竣工后只能以驴马牵引运煤车，人称“马车铁路”。
1882年开平煤矿产量大增，马拉火车实在不堪重负。
不甘心的金达，又设计制造了一台性能更好的机车，并命名为“Rocket of China ”，意即“中国火箭”。

“中国火箭”悄悄行驶了几个星期，但消息终于传到了京城，反对派连奏弹劾，指责机车震动皇陵，而且喷出黑烟，有伤禾稼。
清廷奉旨查办，机车再次被勒令禁驶。
当詹天佑来到天津的时候，机车终于代替了驴马。
因为海防建设迫在眉睫，李鸿章以“北洋水师舰艇急需燃料”为由，说服了朝廷。
这年，唐胥铁路延伸到芦台。

詹天佑投入的第一个工程，是在1888年将铁路再延伸到天津。
一位小官吏曾乘坐开平到天津的火车，他惊异地写道：
……于清晨起行，日方晡，即抵天津。
电掣星驰，快利无比。
然极快之中，仍不失为极稳。

有时由窗中昂头一望，殊不觉车之颠簸，但见前途之山水村落如飞而来；
不转瞬间，而瞻之在前者，忽焉在后矣。
嘻！
技亦神哉！
66岁的李鸿章亲自出席了通车典礼。

在官员们的簇拥下，身材魁梧的李鸿章在列车上凭栏而立，表情严肃，甚至有几分悲壮。
这是中国迄今为止仅有的150 公里铁路，而且每修一公里，都有那么大的阻力。
此时，李鸿章正为一条更难修筑的铁路——天津到京城附近的通州的铁路而忧心忡忡。
李鸿章提出，修筑这条铁路，既有运兵之便，又可为海军筹款。
然而他的建议一提出，舆论哗然。

数十位朝臣纷纷上奏，请停造铁路。
除了以往一再指责的“毁屋铲墓”、“震动龙脉”，还多了“为敌缩地，方便西人”、“必雇洋匠，金钱外流”的罪名。
忍无可忍的李鸿章在向朝廷的奏折中哀叹：
“鸿章老矣，报国之日短矣！
即使事事得手，亦复何补涓埃！

所愿当路诸大君子务引君父以洞悉天下中外真情，勿使务虚名而忘实际，狃常见而忽远图，天下幸甚！
大举幸甚！”
1889年的一天，“留美幼童”梁如浩在天津的码头亲眼目睹6 节精美的火车车厢，被缓缓卸下轮船。
这是法国人应李鸿章的要求，精心制造，送给慈禧太后的礼物。
天津码头全无起重设备，法国工程师十分为难。

可是第二天他们已经发现，车厢被老练的中国工头和苦力装上了驳船。
驳船经运河到达通州，到京城的路，车厢完全在预先铺好的圆木上缓慢移动，直到运进西苑的宫闱禁地。
在西苑，也就是今天的中、南、北三海，已准备了一条3 华里的小铁路。
李鸿章早就看出，修路的关键在于慈禧的态度，要让她“亲试火车之便”。
这是一次奇特而荒诞的行驶：

没有机车（太后讨厌机器的声响），牵引豪华法国列车的是举着黄幡的太监。
当时的人留下了“咏史诗”道：
“宫奴左右引黄幡，轨道平铺瀛秀园，日午御餐传北海，飙轮直过福华门。”
中国的火车，驴马拉过，太监拉过。
任何新事物进入这片古老的土地，都要承载那么多离奇的“道理”，引来那么多的麻烦、绕那么大的弯子。

到甲午战争爆发前，千辛万苦，中国总算有了400 公里铁路总里程，而在日本，火车早已遍布那个岛国了！

第41节 大象与猴
在美国搜寻幼童资料的时候，一些学校的老师和博物馆、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常常会拿给我们一些日本留学生的照片、成绩单、手迹。
美国朋友以为这是中国的幼童——他们的脸庞，他们的书法，不是和中国学生的如出一辙吗？
在幼童到达美国的第一个城市春田，我们看到1866年的《春田共和报》（Springfield Daily Republican）报道：

“在孟松学校的来自中国和日本的学生”近来我们注意到，这个城市的孟松学校有6 名来自日本的学生。
他们是由日本18位王子中最强大、最文明的萨摩王子派遣到这个国家来的，他们的任务是以我们的语言掌握一门知识以及一门科学和应用教育的分支学科。
为了精通他们所致力的学习领域，他们预计在这个国家学习5 到6 年，如果需要的话，就呆更长时间。
他们中的三位是年轻人，其余的大概三十出头。
他们都是萨摩王子军队中的成员，并都有军衔。

他们分别是：
ASHURA，SHIMADA ，HISAMOTO，KUDO，OHARA 和YOSHIDA，他们已经初步通晓我们的语言。
这些日本陌生人的到来，表明这个遥远的国都不再想与西方国家隔绝交流。
他们与日本的教会学校没有联系，但是受我国政府的请求，我国的布朗牧师（REV.SAMUEL R.BROWN ）以最好的方式把他们介绍到美国学校。
布朗……从前负责香港的教会学校，在他回国时，带回了3 名中国年轻人。

他们是：
黄胜，容闳，黄宽……我们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应忽略的史实。
和中国“留美幼童”同一时代，存在着日本的留学生甚至是日本的幼童。
当我们有意识寻找的时候，我们更加吃惊。
他们不仅同时存在，而且他们在“比赛”——这就是那场中国和日本在近代化道路上的历史性竞赛。

数十年后，他们将在甲午海战的战场上一决高下。
中国从来是日本的老师。
中国的“留学”一词，可以追溯到隋唐时期跟着日本“遣隋使”和“遣唐使”来到中国的“留学僧”和“留学生”。
“遣隋使”曾带来措辞古怪的国书：
“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无恙耶……”客人自视为日出国而称堂堂中华为日落国，使隋炀帝龙颜不悦，经解释，才知道那个远方岛国上的人粗通汉文，遂宽容大度一笑了之。

在近代，日本人的命运和中国人相似。
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军舰“叩”开日本大门。
到1858年，日本已经和美、英、法、俄、荷五国签定通商条约，二百余年的锁国体制就此崩溃。
当时日本民间流行一首狂歌记述“佩里叩关”：
四杯上喜选，终夜难入眠；

四只蒸汽船，惊醒太平梦“上喜选”是日本名茶，和“蒸汽船”同音。
这是日本人第一次看到轮船。
但是他们仅仅两年后，在1855年就开始学习驾驶轮船航海；
仅仅7 年后，1859年，就决定驾轮船横渡太平洋。
1860年2 月3 日，一艘仅100 马力的轮船“休尔普马希尼”号驶出日本浦贺港。

船上有96个穿草鞋的日本人，包括以后成为著名启蒙思想家的福泽谕吉。
这艘轮船，实际上是机器辅助的帆船，因为燃料携带有限，海中凭借风力航行，进出港才开机器。
遇到风暴，强烈颠簸，如大地震，可是直到目的地，日本人一直不让搭船的几个美国航海家插手帮助——幕府批准他们搭乘，船员就十分不情愿，福泽谕吉在回忆录中写道，“若把那些美国人带回去，反而叫人以为大家是让美国人带路似的，这与日本人的名誉有关”。
1862年，一艘名为“千岁丸”的三桅帆船驶入黄浦江，日本人在锁国结束后第一次访问中国。
上岸后的日本人，如饥似渴观察、学习，他们把上海视为西方在远东的“支店”和窗口，到这个近水楼台来观摩西洋文明。

而西方冲击下清朝腐朽中空的真相，给他们敲响富国强兵、加速变革的警钟。
那时日本人比喻：
清朝是患病的大象，而日本是活泼的猴子。
他们派留学生出洋，比中国早了十年。
1861年，幕府派人到荷兰学习海军。

1863年，长洲藩决定派伊藤博文等偷渡出洋（当时幕府不许各藩自行派遣留学），搭乘英国船去英国。
布朗牧师在带容闳等学生到美国后，又来到日本，把一批日本青年带到美国。
那时“明治维新”还没有发生，学生们是美国报纸所说的“王子”也就是各藩首领派遣的。
日本的“明治维新”，晚于中国1861年开始的“自强运动”。
但是日本人学习西方的力度远大于中国。

在中国第一批幼童出洋的前一年，1871年，日本派出以大臣岩仓具视为首的庞大的政府代表团，用近一年的时间，访问世界各国。
他们随团带去五十多位留学生，送到欧美各国。
留学生中有年少的幼童，甚至有5 名女孩。
出发前，明治天皇亲自接见9 岁的津田梅子，慰勉有加——这在中国不可想象。
“明治维新”后，日本留学生的数量直线上升。

1869年，50人；
1870年，150 人；
到1873年，已有上千人。
到这一年，中国刚向美国派遣两批幼童，共60人。
在詹天佑就读的中学，就有日本女同学。

日本人不但大量派遣留学生，还把美国的教育制度整体移植到日本。
巧合的是，日本驻美国公使森有礼在美国请教的人，就是帮助容闳安排中国幼童的康州教育局局长诺索布先生。
诺索布写信给包括若干著名大学校长在内的教育专家，搜集教育制度的资料，这些资料由森有礼翻译成日文，以《文学兴国策》为名，经天皇诏准颁布，在全日本实行。
中国人则走得小心翼翼。
李鸿章不敢强烈触动科举制度，派幼童留美，是绕开矛盾的“制度外安排”（与现代中国改革的“双轨制”类似）。

1875年，那位森有礼先生已经成为日本驻中国公使。
他和天津拜会李鸿章，双方进行一场意味深长的谈话。
李问：
“森大人多少年纪？”
森答：

“整30岁。”
“森大人到过西洋？”
“自幼出外国周流，在英国学堂3 年，环地球走过两周。”
“中西学问如何？”
“西国所学十分有用，中国学问只有三分可取，其余七分仍系旧样，已无用了。”

“日本西学有七分么？”
“五分尚没有……”“日本衣冠都变了，还说没五分！”
李鸿章大笑。
他说，他对日本的一切成就都很佩服，惟一不理解他们将衣服改成了欧洲式样，衣冠是忆念祖先之物，后人理应世代相传……森：
“倘若祖先们还在世，他们也会做我们所做之事。

一千年前，他们改穿中国服，只因发现中国服比从前的穿著要好。”
李：
“四百年前你们的祖先无人愿改本朝装束（指留辫），后来却毕竟改了。
当然，这是强加于你们的……”这是一次让李鸿章感到日本“其志不小”的谈话。
再十年，他和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谈判，这位44岁的总理留学欧洲，学识渊博，深知富国强兵之道，给他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他说，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这是中国的远患啊！

第42节 荔枝飘香的军舰（1）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日两国近代化竞赛的焦点集中到海军。
对海军战斗力的评价，是最准确的“综合测试”，它衡量出一个国家在人才素质、战略思想、经济实力、政府决策能力乃至国家体制和国民精神状态的全面水平。
“留美幼童”被清廷“召回”后，94人中有41人被分配到包括北洋水师、广东水师、福建船政、江南制造局、大沽鱼雷局在内的海军系统，接近半数。

他们正赶上大清海军发展的浪峰时期，许多人在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时得到朝廷的任命，成为中国最早的新式海军军官。
1891年7 月5 日，北洋海军“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6 艘军舰，在此起彼伏的礼炮声中，列着威武的队形驶入日本横滨港。
这是北洋海军在1888年正式成军后第一次访问日本。
东京《朝日新闻》报以《清国水兵的形象》为题报道：
登上军舰，首先令人注目的是舰上的情景。

以前来的时候，甲板上放着关羽的像，乱七八糟的供香，其味难闻之极。
甲板上散乱着吃剩的食物。
水兵语言不整，不绝于耳。
而今，不整齐的想象已荡然全无：
关羽的像已撤去，烧香的味道也无影无踪。

军纪大为改观。
水兵的体格也一望而知其强壮武勇。
惟有服装仍保留着支那的风格，稍稍有点异样之感。
军官依然穿着绸缎的支那服装，只是袖口像洋人一样饰有金色条纹。
裤子不见裤缝。

袴裆处露出缝线。
看上去不见精神。
尤其水兵的服装，穿着浅蓝色的斜纹布装，几乎无异于普通的支那人。
只是在草帽和上衣上缝有舰名，才看出他的一个水兵。
曾留学英国，后来成为日本海军名将的东乡平八郎，当时是一个镇守府的参谋长，他发现“定远”和“镇远”有水兵在大炮上晾晒衣服。

他说：
“以此类巨舰，纪律尚如此，其海军实不足畏。
无怪欧美喻为睡狮。”
十年前，也就是幼童被“召回”的1881年，中国人在欧洲定造“定远”和“镇远”两艘铁甲舰的消息，极大震动了日本朝野。
1886年，“定远”、“镇远”访问日本，发生中国水兵和日本巡捕殴斗的血案——背后是日本对拥有亚洲最大军舰的中国人的恐惧和敌意。

那时，日本弥漫“恐定远、镇远症”，军人的口头禅是“一定要打胜定远！”
连玩耍的孩子，都做“捕捉定远、镇远”的游戏。
当年，日本发行1700万日圆海军公债，年底就决定建造“严岛”、“松岛”、“桥立”三舰。
1887年，日本秘密制定《征讨清国策》，主张在中国实现军事改革前完成对华作战准备。
同年，天皇决定提取皇室经费的三分之一即30万元补助海防。

全国华族和富豪也竟相捐款。
在中国，最能体察这种紧张气氛的人，莫过于李鸿章。
他的得意之笔是海军，他的满腹苦水也在海军。
中法战争期间，恭亲王突然被慈禧太后罢黜，光绪皇帝生父醇亲王出掌新设立的海军衙门。
李鸿章在政治的夹缝中生存，动用一切手段，维持海军的发展。

第43节 荔枝飘香的军舰（2）
1886年，他为醇亲王组织了规模空前的“大阅海军”，接下来的两年中，他又费尽心机，以海军建设的名义向各地筹措巨款，将巨款的利息为慈禧太后修建颐和园。
这都是政治。
李鸿章洞若观火：
修好颐和园关系到慈禧结束垂帘听政顺利引退；

慈禧引退关系到光绪顺利“亲政”，执掌国家权力；
而这一切，莫不与皇帝生父醇亲王有密切的关联。
李鸿章的惨淡经营，换来慈禧太后和醇亲王对海军建设的支持。
1887年底，在欧洲订购的“致远”、“靖远”、“经远”、“来远”4 艘巡洋舰回国服役。
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拥有西方装备、拥有一批“西学”人才、按照西方章程训练作战、甚至按照国际惯例使用英语发令的舰队。
1891年，据《万国公报》主办人林乐知编《各国新政治记》称，本年，中国海军占世界第8 位，日本占第16位。
在表面上亲善平和，欢宴频频的同时，访问日本的中国海军军官也在对日本舰队进行观察。
“定远”舰舰长（管带）刘步蟾忧心忡忡地报告提督丁汝昌，日本海军实力已经迅速提高，北洋海军添船换炮刻不容缓！
然而，也恰恰在这一年，清政府的户部奏准停止购买外洋军火两年。

事实上，从1891年到甲午战争前的3 年中，北洋海军没有增加一艘军舰。
那正是世界海军装备更新换代的一个关键时期，军舰的主机、锅炉、装甲、火炮，种种技术都在迅速进步，但中国海军却开始了“冬眠”。
日本人紧追不舍。
他们制造了“高千穗”、“千代田”等巡洋舰后，在1892年又从英国购买了当时世界上航速最快的巡洋舰“吉野”。
作为岛国的日本，有着强烈的危机感。

“明治维新”的政治家们成功地利用了日本的民族性格，他们高举皇权的旗帜，维护中央集权，煽动国家至上的炽烈情绪，同时又“廓然更张”，“慕效西法”，从政府管理、经济运作到社会文化，进行了天翻地覆的改革。
天皇率先脱下和服，穿上西服和军装；
议会在声称“决万机于公论”；
“文明开化”成为日本人的口头禅，到处有人在主张废除汉字，提倡喝牛奶、吃牛肉，和外国女子结婚以改良民族体质。
消防局、新闻纸、邮政局……各种西方事物随处可见。

中国的先进的海军，就像矗立在荒漠上的一座华丽的宫殿。
从曾国藩、李鸿章酝酿派遣幼童出洋，幼童十年后归来，直到此时，幼童们都已成为海军军官，有的甚至当了舰长，整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结构都没有发生变化，封闭守旧的势力依然强大，腐朽的空气令人窒息。
1894年初夏，广东水师的“广甲”舰奉命北上。
“广甲”舰的舰长是曾就读瑞萨莱尔理工学院的第三批“留美幼童”吴敬荣，帮带大副是曾就读麻省理工学院的宋文翙——这是中国海军惟一一艘舰长和大副都是“留美幼童”的舰只。
他们的特殊使命，是“遵例解运岁贡荔枝进御”，军舰成了为皇帝和太后运送贡品荔枝的运输船，仿佛从前“一骑红尘”的快马。

就在他们把贡品荔枝送到天津的时候，战争爆发了。

第44节 留学生大战（1）
无论日本还是中国，都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战争。
这两个东方国家，有史以来第一次使用西方先进的军事装备、西方的军事战术和技术和西方式教育培养的一代军官，进行一次空前惨烈的战略决战。
在1894年甲午海战中，双方阵营中有数十位曾留学英美的高级和中级指挥官。

日本大本营指挥海陆军作战的参谋部次长曾留学德国，海军舰队的高级指挥官和舰长多人留学欧美，陆军的多名将领曾留学法国和德国。
中国海军参战舰只的几乎所有舰长（管带）都是留英学生，而“留美幼童”多为大副等中级军官；
这些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耶鲁大学的学生们，并肩作战，鲜血流在一起。
1894年，朝鲜发生“东学党”农民起义，为“上国体面”，清廷应允朝鲜国王请求，派兵代剿。
日本将此看作天赐良机，立刻宣布，不承认朝鲜是中国属邦，同时以“保护侨商”的名义，派兵进入朝鲜。

清廷仓促决定，大举进兵——这正落入日本的陷阱。
磨刀霍霍的日本渴盼已久，和中国一决胜负的机会终于降临。
日本迅速把战事从陆地引向海洋，寻求和清国海军的决战。
7 月25日清晨，日本不宣而战，在朝鲜丰岛附近海面向北洋舰队护送陆军的“济远”、“广乙”二舰发动突袭。
日本军舰炮声一响，双方立刻展开激烈的炮战。

由“吉野”、“浪速”和“秋津洲”三艘高航速高射速军舰编成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在岛屿间已经隐伏了两天。
它的司令官，51岁的坪井航三，在中国幼童到达美国的前一年即1871年，作为海军大尉，曾留学美国学习海军。
“吉野”舰长河原要一，曾于1876年留学德国学习海军。
“浪速”舰长东乡平八郎，曾于1871年留学英国学习海军。
“秋津洲”舰长上村彦之丞，曾于1871年留学美国。

中国军舰“济远”的舰长是36岁的方伯谦，他是福建船政学堂第一届学生，第一批留英，毕业于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曾在国外军舰实习，巡历大西洋、地中海、印度洋，到过美洲、非洲。
29岁的“济远”的帮带大副沈寿昌，是第四批“留美幼童”。
沈寿昌是“留美幼童”中惟一的上海人，也是“留美幼童”中年龄最小的几个人之一。
他在美国曾就读诺威奇自由学校（Norwich Free Academy）, 居住在诺威奇的罗杰斯太太（Miss C.E.Rogers ）家, 被“召回”时刚满17周岁，未及进入大学，回国后接受了北洋水师学堂的培训。
“留美幼童”沈寿昌，成为甲午海战中国海军牺牲的第一人。

海战打响不久，“济远”舰驾驶台中弹，正在指挥发炮的沈寿昌头部被弹片击中，当即牺牲，脑浆和鲜血飞迸在舰长方伯谦的衣上。
前炮台继而中弹，二副被弹片洞穿胸膛。
开战仅半小时，中国自制的“广乙”舰就负重伤退出战场，被大火焚毁。
“济远”一以当三，抗击日舰围攻，舰炮命中日舰“吉野”舰艏，折断前桅桁索，又一炮命中“吉野”右舷，炮弹穿甲入舱，击毁发电机，可是竟没有爆炸，“吉野”逃过大劫。
在13人阵亡、40多人受伤后，舰体受伤的“济远”逃回旅顺军港。

日本军舰击沉驶近朝鲜的中国运兵船“高升”，近千名陆军官兵死亡。

第45节 留学生大战（2）
1894年9 月17日，更大规模的海战爆发。
在靠近鸭绿江口的黄海海面，中日海军最精锐力量进行了殊死搏斗。
中日各有12艘军舰参战，中国拥有“定远”、“镇远”等亚洲最大的铁甲舰和多于日方的大口径炮，日本则航速和射速略胜中国。

激战进行了5 个小时，从午后直到黄昏，这是世界海战史上罕见的恶战。
交战刚刚开始，曾在丰岛海面突袭“济远”等舰的日本“第一游击队”（增加了“高千穗”舰）便猛扑过来，由中国留学生最早驾驶回国的“超勇”、“扬威”两艘“碰快船”，因为航速慢，成为日舰最早的猎物。
号称“帝国精锐”的日本“第一游击队”向“超勇”、“扬威”作低弹道抵近射击，两艘中国军舰在奋力还击时中弹起火，“超勇”舰长黄建勋( 
第一届船政学堂学生，曾留学在法国、英国
)在船沉时落水，鱼雷艇赶来援救，他“不就而没”，与军舰共亡。
“扬威”舰长林履中( 

第三届船政学堂学生，曾赴德国协驾“定远”铁甲舰，后赴英留学，毕业于
高士堡大学) 指挥起火的军舰驶向浅海扑救，后被仓促退出战场的受伤的“济远”舰撞沉，林履中落水身亡。
然而日本军舰很快也进入恐怖时刻。
北洋舰队插入敌阵，日本航速较慢的“比睿”、“赤城”和“西京丸”正落入中国的火力网。
“比睿”多处遭受重创，“十数人被击成碎粉”，喷出浓烟，奋力突围。
中国军舰“来远”（舰长邱宝仁，船政学堂第一届学生，曾赴欧洲接船）、“致远”（舰长邓世昌，船政学堂第一届学生，曾两次赴欧洲接船；

帮带大副陈金揆，“留美幼童”）和“广甲”（舰长吴敬荣，“留美幼童”，瑞萨莱尔理工学院学生；
帮带大副宋文翙，“留美幼童”，麻省理工学院学生）一起猛攻日本的弱舰“赤城”，在距离800 米处对“赤城”组成交叉炮火。
“赤城”舰上传来高亢而嘶哑的军歌声，那是舰长阪元八郎太（曾去英国接船，曾任日本驻俄国武官）在讴歌鼓舞士气。
突然，中国铁甲舰“定远”的重炮命中“赤城”，阪元八郎太立时毙命。
这时，中国军舰“平远”（舰长李和，第一届船政学堂学生，曾去英国接船）、“广丙”（舰长程璧光，在美国檀香山长大，船政学堂第五届学生；

帮带大副黄祖莲，“留美幼童”）正向乘坐着日本军令部长桦山资纪的“西京丸”发起攻击，舰炮轰断其舵。
飞速逼近的中国鱼雷艇向“西京丸”发射鱼雷，一枚鱼雷从“西京丸”底部穿过，从右舷逸出，日方惊呼“天佑神助”！
危急时刻，日本“第一游击队”保持着18节航速，队形始终不变，在毁伤“超勇”、“扬威”后，再次对中国舰队形成包抄之势，直接威胁旗舰“定远”。
当“吉野”等四舰逼近“定远”时，中国海军阵中忽然有一艘军舰开足马力，驶到“定远”之前。
那是舰长邓世昌指挥的“定远”。

邓世昌两度出洋，但不曾留学，他童年即跟一位西方人学英语和算术，在船政学堂各科都是优秀，因此“西学甚深”，超出一般同僚。
然而邓世昌这一被称为“勇者过勇”的决定，在战术上却弊大于利。
日舰火炮射速优于中国，“致远”暴露在炮口下，连续受到日舰重炮打击，水线下受伤。
“致远”弹药将尽，舰身倾斜，海水汹涌灌入军舰。
看到官兵出现混乱，邓世昌在驾驶台上大声喝道：

“我们从军卫国，早就置生死于度外，今天不过就是一死，用不着纷纷乱乱！”
日舰“吉野”距“致远”越来越近。
邓世昌对帮带大副陈金揆说：
“日本舰队专靠吉野，要是沉了它，我们就能打败日本人了！”
30岁的陈金揆是第四批“留美幼童”，曾就读美国麻省菲力普学校（Phillips Exeter Academy ），曾在北哈德利（North Hadley）拉姆森太太（Miss M.E.Lamson ）家居住。

被清廷“召回”后，陈金揆就读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后，是加入海军的“幼童”中提升较快的一个。
他在1883年担任“扬威”二副，1885年担任“扬威”大副，1888年，随邓世昌到欧洲接回“致远”等四舰，深得邓世昌信任。
此刻，邓世昌令下，陈金揆驾驶军舰，鼓轮怒驶，沿途开炮，准备用舰艏冲角撞沉“吉野”。
“吉野”迅疾规避，在即刻被“致远”撞上的一刹那发射了鱼雷。
“致远”锅炉发生剧烈爆炸，声如裂帛。

陈金揆和邓世昌同时落水牺牲。
在“致远”沉没时，另一艘烈焰翻腾的中国军舰“经远”（舰长林永升，第一届船政学堂学生，毕业于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曾在国外军舰实习，巡历大西洋、地中海、印度洋，到过美洲、非洲）仍猛突“吉野”，日舰弹如雨注，林永升被弹片击中，脑裂而亡，“经远”终于在爆炸中沉没。
日舰同样损失惨重。
就在“致远”沉没的一刻，日本旗舰“松岛”被中国的重炮击中，引爆了舰上的火炮炸药，如一声霹雳，“松岛”倾斜了5 度，死伤达100 多人，尸体如山，血流满船，联合舰队司令官被迫改换旗舰。
击中“松岛”的是中国军舰“镇远”。

“镇远”和“定远”这两艘铁甲舰，岿然挺立，成为日舰久攻不下的目标。
在这两艘铁甲舰上，聚集着中国海军最优秀的军官：
第一届船政学堂学生，毕业于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的“镇远”舰舰长林泰曾；
第一届船政学堂学生，毕业于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的“定远”舰舰长刘步蟾；
第四届船政学堂学生，毕业于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的“定远”舰副管驾李鼎新；

“留美幼童”，曾就读瑞萨莱尔理工学院的“定远”舰参谋吴应科；
“留美幼童”，曾就读耶鲁大学的“定远”舰鱼雷大副徐振鹏；
“留美幼童”，“镇远”舰枪炮大副曹嘉祥……“薄暮冥冥，苍烟锁海，云涛杳渺，满目惨然”，这是日本人描绘的双方撤离战场时的情景。
这场海战，中国5 艘军舰沉没，日本5 艘军舰重伤。
但是日本梦寐以求的黄海渤海制海权，并不能通过这一战完全获得。

中日战争的最后结局，是因为日本军队陆海连手，在陆上横扫老朽的中国陆军，最终攻克威海海军基地，才将北洋舰队彻底摧毁。
在日军进攻威海时，清军做了最后的抵抗。
“留美幼童”黄祖莲英勇无畏，指挥“广丙”舰开炮击敌，阻遏了敌人进攻。
但最终日军攻占陆上炮台，随即猛轰港内的北洋军舰。
激战中，黄祖莲中炮阵亡。

黄祖莲是第四批“留美幼童”，他是陈金揆在菲力普学校的同学，曾在麻省安道渥（Andover ）的玛诗太太（Mrs. 
J.H.Marsh）家居住。
1895年2 月21日下午，被卸去所有武器的北洋海军练习舰“康济”号，得到日军许可，装载6 具灵柩离开威海驶往烟台。
灵柩中有3 位北洋海军的高级将领——自杀身亡的提督丁汝昌、舰长刘步蟾、林泰曾；
有两位“留美幼童”——沈寿昌和黄祖莲。

当“康济”舰舰长萨镇冰（第一届船政学堂学生，毕业于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驾舰离港时，汽笛低回，细雨迷蒙，日本军舰降旗鸣炮。

第46节 末日目击者（1）
李鸿章等人数十年的心血被毁于一旦。
甲午战争，海军中的留学生们或死或伤，或是被日军俘虏，或是被朝廷革职。
“留美幼童”原本是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为中国的自强培养的，可是今天，当自强运动迅速走向末日的时候，诡谲的命运，却要安排一些“留美幼童”，作为这个末日的目击者，让他们背负巨大的屈辱——当他们刚刚步入而立之年。

1895年1 月31日，就在黄祖莲阵亡的第二天，与他同属第四批幼童的同学梁诚，作为清廷全权议和大臣张荫桓和邵友濂的随员，随代表团到达日本广岛。
30岁的梁诚已经是一名职业外交官，当年被“召回”后，他曾是“电报生”，后来考上总理衙门的章京（秘书）。
1886年到1889年，梁诚随公使张荫桓在中国驻美国使馆工作。
20世纪初，他成为中国驻美公使，“庚子赔款留学计划”是由他的努力而建立的。
在梁诚的外交生涯中，1895年赴日和谈是最屈辱的经历。

他们到达日本的那天，威海刚刚陷落，北洋海军的指挥中心刘公岛尚未被攻克。
为了推迟议和，在战场上获取更大的利益，日方蓄意挑剔和刁难中国议和使臣。
他们狂傲地指责中国与世界各国几乎完全背道而驰，称中方的外交文书不合规格，张荫桓等不具有缔约的全权。
他们要逼出“名位极崇能肩重担”的最高代表李鸿章，到日本议和。
使臣被逐，张荫桓等无奈回国。

1895年4 月17日，李鸿章到达日本马关。
在李鸿章随员名单中，又有一位“留美幼童”林联辉。
林联辉是李鸿章的医官。
他也是第四批幼童，曾和梁诚一同就读麻省安道渥（Andover ）的菲利普学校（Phillips Academy）。
“召回”后，他被分配到北洋医学堂（Viceroy ′s Hospital Medical School ）。

这是李鸿章创办的中国第一所西医学校；
因为一位英国医生曾治愈李家人的重病，李鸿章相信而且重视西医。
林联辉是这位英国医生的得意弟子，1885年，他和他的留美同学金大廷、何廷梁、李汝淦、曹茂祥、周传谔一起毕业。
他留校任教，甲午战争前已经担任校长（总办）。
他是李鸿章身边的医生，他比常人更能体察这位72岁的总督的身心创痛。

战争爆发后的数月里，上有皇帝太后的重压，下有士大夫们潮水般的攻讦，李鸿章心境昏暗，陷入一片紊乱。
这个一生都按严格作息时间生活的人，此时起居无节，寝食不安。
他惶惶不可终日，时而狂怒，随意呵斥身边的幕僚和亲属；
时而抑郁，语言颠三倒四。
李鸿章每天需要外国医生来给他做理疗，以至弹劾他的奏章告他“每日须洋人上电气一百二十分，时用铜绿浸灌血管，若不如此，则终日颓然若醉”……战争无可挽回地失败，李鸿章知道失败的苦果只能是“割地求和”，但在中国人的道德观里，战败后的妥协仍是卖国，所以他决不愿受万世唾骂。

在光绪皇帝召见时，他有言在先：
“割地之说，不敢承担”。
又说：
“割地是不行的，议不成我就回来”。
直到光绪最终做出“割地”的决定，授予他“商让土地之权”，他才勉强接受使臣之命。

第47节 末日目击者（2）
1895年3 月24日下午，在和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进行了3 次唇焦舌敝的谈判后，李鸿章返回驻地，当他的座轿行至行馆附近时，一名日本年轻男子忽然从人群中闪出，在离轿不到两米的地方，举枪射击。
子弹击碎了李鸿章眼镜的左镜片，击中左颧骨，深入到左眼下方。
林联辉疾步赶上来，只见李鸿章流血甚多，鲜血溅满袍服。
他迅速为李鸿章止血裹伤，李鸿章稍稍苏醒，却晕眩难支。

他喃喃地说，我还以为我必死无疑了……这就是震惊世界的“日本浪人小山丰太郎刺杀李鸿章”事件。
消息传出，世界各国纷纷指责，日本呈现狼狈紧张的气象。
日本害怕列强干预，决定无条件停战，接着提出苛酷之极的和约草案。
在病榻上的李鸿章致电朝廷，日本索取的赔款过巨，中国“万不能从”；
日本要中国割让东北，中国“万不能让”。

李鸿章说，如“和局必不能成，两国惟有苦战到底”！
4 月5 日，尚未接到清廷指令的李鸿章，向日方递交了万言答复书。
这个答复，除承认朝鲜自主外，在割地、赔款、通商权利诸点都竭力抗争。
在万言书的最后，李鸿章说，我为朝廷做官已经近五十年了，我知道，剩下的日子已经不多，效力于皇上和百姓之事，恐怕就结束在这次和局。
所以盼望和约一切妥善，毫无流弊……12天后的4 月17日，经清廷最后批准，中国和日本签定著名的“马关条约”。

这个让中国蒙受奇耻大辱的条约共十一款，包括规定中国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赔偿日本二亿两白银。
耐人寻味的场面又一次出现。
谈判桌的两边，聚集着中日两国一批欧美留学生。
55岁的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是幕府时代的留英学生，“明治维新”后，他曾参加岩仓具视代表团赴欧美考察，1882年再次赴欧洲考察宪政制度。
52岁的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曾赴欧洲考察。

李鸿章身边的3 位“参事官”，伍廷芳毕业于英国林肯法律学院，曾是香港执业大律师，在轩尼诗任总督期间出任立法局议员。
罗丰禄是当年船政学堂第一届学生中成绩最优秀的，他以翻译的身份和海军学生一同赴英国，在伦敦琴士学院学习理科；
马建忠是护送留欧海军学生的工作人员，到法国后，进大学学习法律、政治、外交，获得博士学位，他精通多国文字，是《红楼梦》最早的西文翻译者，第一部系统研究汉语语法的著作《马氏文通》出自他手。
李鸿章的身边，曾经聚集了一批完全不亚于日本的西学人才。
可是中国的西学人才，在19世纪末年决无可能涉足政治，决无可能影响决策，决无可能像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那样，去研究制度，设计制度，改革制度。

而恰恰是那个难以改变的制度，决定了中国的命运。
继甲午战争，中国又经历戊戌政变、庚子事变。
八国联军攻入京城，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逃往西安。
清廷重新起用已经贬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收拾残局，李鸿章在草签比“马关条约”更加苛酷的“辛丑条约”后，吐血而死。
洋务运动的受挫，甲午战争的失败，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的签定，使李鸿章一生蒙垢。

在甲午战争后的一百多年里，许多教科书中，李鸿章都是丧权辱国的罪人。
在李鸿章最后的日子里，有一位“留美幼童”，作为幕僚，始终陪伴在身边。
他就是那位瑞萨莱尔理工学院的学生，“定远”舰的作战参谋吴应科。
吴应科在战争中表现英勇，被清廷授予“巴图鲁”（蒙语“英雄”）称号，但他愤于政治的腐败，将得到的勋章和军服上的军阶标志束成一包，扔进了大海。
吴应科和他的留美同学们已经不再是孩子，他们在苦难中成熟。

他们目睹了洋务运动的落幕和李鸿章的离去。
在停止呼吸之前，已被穿上殓衣、不能言语的李鸿章整整一天瞠视不瞑，临终的一刻，老泪流过面颊。

第48节 流亡者容闳
But, by long absence your truth has been tried,Still to your accents I listen with pride,Blessed as I was when I sat by your side.Long, long ago, long ago长久分离，你的爱仍不变，你的声调仍然使我留恋。
我多幸福，像从前在你身边。

多年以前，多年前。
——美国民歌《Long Long Ago 》（《多年以前》）香港中环有一条不长的街道——士丹利街。
这条街的24号，常有历史研究者前来造访。
这里是兴中会机关报《中国日报》的报馆旧址，曾就读耶鲁大学的“留美幼童”容星桥是这份报纸的创办人之一。
容星桥是参加20世纪初的革命运动的惟一一名“留美幼童”。

卷入革命运动的还有他的老师（也是祖兄）容闳。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和哈特福德公共图书馆珍藏着容闳的资料，其中有容闳的日记，我们从中看到容闳与容星桥往来的若干记录，看到他和革命党人的联系。
容闳是赤诚的爱国者。
甲午战争期间，他曾建议清廷从欧洲贷款购买若干军舰，从外国聘请全部官兵，抄后路攻打日本本土，因中国迅速败北而未果。
战败再次刺激中国，变法维新呼声高涨。

容闳和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等维新派人士交往甚密，他向朝廷进呈了修建天津至镇江铁路和创办国家银行的条陈（这些条陈被刊登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上），还请他的“留美幼童”学生黄开甲翻译了美国的银行法。
“戊戌变法”时期，他在北京金顶庙的临时居所，几乎成了维新党人慷慨激昂议论国事的会场。
在慈禧和顽固派的激烈对抗下，推行100 天的“变法”终于流产。
“戊戌政变”发生的当天，1898年9 月18日晚，容闳和梁启超在金顶庙的寓所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他们忧心如焚，等待着谭嗣同去游说争取袁世凯的消息，没有想到，第二天便得悉光绪皇帝已处境危急。
容闳在形势极度危险的9 月19日，还匆忙去找美国驻中国公使，想请求他营救光绪。

这是容闳一生中最恐怖的日子。
维新党人为变法付出了血的代价，谭嗣同等“六君子”在北京菜市口被斩首，张荫桓被流放新疆，康有为、梁启超、容闳等人均遭到通缉，他们先后逃离，流亡海外。
容闳先藏在上海外国使馆区里，然后又逃到香港。
在香港他请求得到了英国政府保护。
保皇的维新党和反清的革命党，在反对慈禧黑暗统治的斗争中一度成为盟友。

1899年11月，在日本的梁启超和孙中山为一位回国筹备起义的维新派人士送行，席间，孙中山将自己的好友、在汉口俄国顺丰茶行当买办的兴中会会员容星桥介绍给他，以配合维新党人的行动。
容星桥是第三批留美的幼童，他曾和周寿臣同住在康州温斯蒂（Winsted ）的菲利普太太（Mrs. 
W.S.Phillips ）家，在美国，我们看到了至今犹存的他们住过的房屋。
容星桥在进入耶鲁大学不久就被“召回”，分配到天津水师学堂。
他在担任海军军官一段时间后离开军队，开始经商。

他娶的妻子，是香港著名的关氏家族的小姐关月英（关家是孙中山的故交，容星桥因此和孙中山成为朋友）。
而容星桥也成为将容闳和孙中山联系在一起的纽带。
容闳最早接触的革命党人，是兴中会的领导人杨衢云、谢缵泰。
1900年3 月，受谭嗣同的挚友、维新人士唐才常之托，容闳赴新加坡游说康有为，劝说康有为与兴中会合作。
4 月间，容闳又在香港见杨衢云、谢缵泰等，讨论各派改革力量联合的可能性。

1900年，清廷煽动“义和团”仇洋排外，酿成大祸，史称“庚子之变”。
在北京陷入空前混乱的7 月，唐才常等八十余人在上海愚园开会，商讨挽救时局之策。
会议宣布：
不承认通匪矫诏之伪政府，联外交，平内乱，保全中国自主，组织中国议会（国会）。
会议推举容闳、严复为中国国会正副会长。

会议决定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兴兵勤王。
史称“庚子勤王”的这一次起义，因为密谋被泄露而失败。
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汉口逮捕并杀害了唐才常等二十多人。
容星桥化装成苦力，搭船逃到上海。
这时孙中山刚回到上海，得知自立军起义已失败，又匆匆登船返日本。

1900年9月2日，孙中山与容闳、容星桥恰巧同乘“神户号”。
经容星桥的介绍，孙中山与容闳一见如故，容闳鼓励孙中山以“华盛顿、富兰克林之志”，继续筹划反清斗争。
孙中山敬重容闳，在与日本友人的谈话中他曾说过：
“在中国的政治改革派的力量中，……作为众望所归的领袖，当推容闳。”
1903年春天，流亡中来到美国的梁启超，在哈特福德见到了同样在流亡中的容闳。

梁启超在他的《新大陆游记》中写道：
“时容纯甫先生闳隐居此市，余至后一入旅馆，即往谒焉。
先生今年七十六，而矍铄犹昔，舍忧国外无他思想、无他事业也。
余造谒两时许，先生所以教督之劝勉之者良厚，策国家之将来，示党论之方针，条理秩然，使人钦佩。”
第二天，容闳带领梁启超来到哈特福德公立高中，参观“留美幼童”的母校。

校长拿出了学校的记事簿，将有关中国幼童的记录指给梁启超看。
梁启超不禁扼腕叹息。
他还参观了曾是中国留学事务局的那座宏丽的建筑。
他听说，留学事务局大楼在拍卖时，一块珍贵的匾额流落到杂货店里。
有老华侨花重金将它买回，“以免将来入博物院增一国耻”。

他们俩或许已经注意到，在大洋彼岸，中国正在发生的微妙变化。
就在梁启超到达美国的时候，清政府任命梁诚为中国驻美国公使。
曾是维新派核心人物张荫桓幕僚的梁诚，显然已经躲过了保守势力镇压改革力量的劫难。
梁诚的随员中还有5 位“留美幼童”。
他们是：

容揆、苏锐钊、欧阳庚、陆永泉和钟文耀。
从中国传来消息：
慈禧太后要变法了。

第49节 慈禧变法
在中国的词典里，皇帝的逃亡，称作出门打猎。

庚子事变，慈禧挟光绪逃出京城，一路向西，逃到西安。
所以这次逃亡，史称“庚子西狩”。
在经历了濒临亡国的巨大灾难后，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修补千疮百孔的国家机器，也迫于外国列强的压力，慈禧不得不考虑实行“新政”。
“西狩”途中慈禧曾对光绪说：
“我是历来主张变法的，同治初年，我就采纳曾国藩他们的建议，派子弟出洋留学。

我支持造船，造机器，不就是为了国家富强吗！
可是变法不能得罪祖宗，像日本人那样更衣冠，改黄历，那是断不可行的！”
1901年1 月29日，慈禧太后用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上谕，重提“变法”，不过仍然坚持康有为、梁启超是乱党，“康逆之讲新法，非变法也，乃乱法也。”
  结束逃亡，准备“回銮”前，又进一步声明：
“惟有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

慈禧回到京城后，清廷清政府连续颁布了一系列「新政」上谕，主要内容包括筹饷练兵、振兴商务、育才兴学、改革官制等。
当时中国的教育制度，就是官员选拔制度。
因此在政治风浪影响下的教育制度的变迁，对“留美幼童”的命运影响至深。
1872年到1886年，清政府共派出214 人出洋留学。
其中留美幼童四批共120 人；

赴欧洲学习海军和陆军的共7 批94人，99人次。
从1889年到1896年，7 年中没有一个官派留学生出国。
维新运动开始后，留学问题成为教育制度改革的焦点。
甲午战争后的“公车上书”，康有为在一系列变法建议中提出：
“大办学校”、“派遣游学”、“选派亲贵大臣出国游历”。

次年张之洞奏请“多派游历人员”，并身体力行，派学生40人赴英、法留学。
1896年6 月，朝廷正式批准继续派遣留学生的政策。
“百日维新”，光绪皇帝下诏变法，命举办京师大学堂，改革科举制度，又命保荐留心时事，志趣向上的王公贝勒出洋游历。
在“戊戌政变”发生前一周，光绪还召见严复，谈办海军、兴学堂事。
“戊戌维新”失败，旧制度全面复辟。

清廷宣布恢复科举旧制，仍用四书文试帖、经文策问等项分别考试，停罢维新中新设的经济特科。
已经在变法时期废除的马步、箭刀、弓石等武科考试项目，这时又一律恢复。
慈禧命“各学臣考官取士，不得好异喜新，一以祖法圣道为衡，其稍涉离经叛道者，立予摈弃”。
一时间，“朝野上下，咸仰承风旨，于西政西学，不敢有一字之涉及。”
然而，庚子大乱后慈禧的“更新”，又把“戊戌变法”未竟的事业重新提出。

1901年7 月5 日，慈禧降懿旨命出使大臣访察游学生：
为政之要，首在人才。
闻出洋华商子弟，就近游学者颇多可造之才。
着各出使大臣留心察访，如有在外洋大书院肄业，精通专门之学，领有凭照，或者有成书者，准由各使臣认真察访，分别等第，咨送回华，由政务处奏请简派大臣，按其所学，分门考试，交卷后带领引见，听候录取，予以进士举人出身。
9 月16日懿旨命各省派学生出洋：

造就人才，实系当今要务。
前据江南、湖北、四川等省选派学生出洋肄业，着各省督抚一律仿照办理慈禧的变法，把“奖游学”与“改学堂，停科举”并提，在世纪初年的中国教育领域刮起了一阵弃旧图新的旋风。
1901年9 月4 日，清政府命令各省城书院改成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县改设小学堂。
12月5 日，颁布学堂科举奖励章程，规定学堂毕业生考试后可得进士、举人、贡生等出身。
1902年到1904年又颁布了一系列章程，详细规定了各级学堂章程及管理体制，以法令形式要求在全国推行。

一套完整的学校制度随之建立。
1905年9 月2 日，光绪皇帝诏准袁世凯、张之洞奏请停止科举。
这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事件：
在中国实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宣告废除了。
自唐代正式确立的科举制度，是封建时代的中国所可能采取的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

“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制度向每一个读书人展示着进入官僚体系的可能性。
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都是由科举制度塑造出来的。
但它千年里积淀下来的腐朽考试制度，却严重阻碍了传统中国向现代转型。
历史在这里急转弯。
原定在1906年举行的丙午年乡试被取消，取代它的是对归国留学生的考试。

举人、进士等古老的功名，将授给考试合格的洋学生。
留美幼童唐绍仪被任命为主考官，留美幼童詹天佑和曾经留英的严复被任命为副考官。
“过去几天，我协助学部考选由美国、欧洲及日本回来的学生，”詹天佑1906年10月24日在写给他的美国“家长”诺索布夫人的信中说，“共有42名应考，录取32名，其中最佳榜首是陈锦涛，他是1906年在耶鲁得到的博士。
……这是开中国考试的先河，过去注重的八股文终于是废除了。
此次考取者，一律授予中国学位。

按照各生所学，考外国语文和学识，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的创举。”
这次考试，在被唐绍仪、詹天佑和严复所赏识的学生中，有日后成为民国政府财政总长的陈锦涛，外交部长的施肇基，和曾代理国务总理的颜惠庆。
扑朔迷离的中国历史，常令人眼花缭乱。
1904  年11月16日，是慈禧太后70岁的“万寿节”。
这天，她颁布了一道“特赦令”，宣布赦免除康有为、梁启超以外的所有“戊戌涉案人员”。

容闳被赦免了。
巧合的是，第二天是容闳76岁的生日。

第50节 袁世凯重用“留美幼童”
新世纪最初的五、六年间，“留美幼童”的命运发生突变。
曾几何时，他们几乎成了洋务运动的陪葬而被社会遗弃。

现在，乌云里忽然露出了阳光。
“庚子事变”结束后的1901年11月20日，正准备启程北上，接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山东巡抚袁世凯，向朝廷呈递《道员唐绍仪请调北洋片》，称赞唐绍仪“素为洋人所敬服，而于北洋情形犹为稳悉”，推荐曾就读哥伦比亚大学的“留美幼童”唐绍仪担任津海关道——这一职务实际上是北洋大臣的外交负责人。
仅仅两周前，弥留之际的李鸿章在病榻上口述遗嘱，称“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力保袁世凯成为他的继任。
袁世凯迅速崛起，而李鸿章残存的洋务事业，也由他继承并发展，成为他政治资本的一部分。
和他的“前辈”曾国藩、李鸿章非常不同，袁世凯没有深厚的中国文化根底。

他从小过继给当官的亲戚，自幼是顽童。
他曾在夜晚捉来一堆萤火虫，捣烂了涂抹在脸上，用发光的脸吓唬他的私塾先生。
他参加过两次“童子试”，都没有考中，气得一把火烧掉了过去作的诗文。
他痛恨八股，痛恨科举，酷爱纵马、练武和赌博。
袁世凯被人称为“才堪应变”。

他离经叛道，但老于权谋，擅长在政治的赌场趋利避害。
戊戌政变，他做出背弃光绪投靠慈禧的政治选择。
慈禧变法，他又是鼓吹“新政”最有力的高官。
中国的第一辆汽车，是他从外国买来献给慈禧太后的。
袁世凯早已注意到他的同龄人，李鸿章培养的这一批“留美幼童”。

1884年，朝鲜发生政变，驻扎汉城的袁世凯带兵弹压。
听说亲中国一派的领袖被刺伤，在总税务司家中救治，便前往探询。
到门口，只见一个年轻人持枪而立，意气凛然，阻止袁兵进入。
经询问，才知是中国派到朝鲜的税务官员唐绍仪。
此后的十年，袁世凯是清廷派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的委员，唐绍仪是他的助手，直到甲午战争。

没有谁比袁世凯更清楚唐绍仪的才干。
1901年，袁世凯42岁，唐绍仪刚40岁。
趋时趋新的袁世凯接过李鸿章的衣钵，他顺理成章地要起用李鸿章栽培的这一批留洋人才。
袁世凯在天津大展他的“新政”宏图：
从兴办新式学堂到派学生留学，从整理财政税收到发展铁路电信，从训练新式军队到建立现代警察制度。

为在军中普及教育，他派人以北京话为基础“创造切音新字”，这是最早的汉字拼音。
当袁世凯在北洋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时，一批“留美幼童”聚集天津。
1901年底，唐绍仪出任津海关道，一直到1904年。
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下，他参与了从八国联军手中接收被占的天津，处理涉外事务，以及督察税务、清理金融等工作。
在天津，他还创办了新的电报学堂，招收15岁左右的“幼童”前来学习。

唐绍仪的继任者是梁敦彦。
当年从美国“召回”后，他在天津电报学堂当翻译，因父亲去世，回广东奔丧，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成为新上任的两广总督张之洞的译电员，从而被张之洞赏识，作为幕僚。
1900年“庚子事变”，由于梁敦彦帮张之洞筹划，使两湖地区未发生波动，张之洞将梁敦彦升至“江汉关道”，1904年改任津海关道。
不久，又兼任京奉铁路总办。
曾就读美国斯蒂芬工学院的梁如浩，曾和唐绍仪一同去朝鲜海关，后同在袁世凯幕府。

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后，梁如浩担任北宁铁路总办和牛庄海关道，然后，他又接替梁敦彦任津海关道。
他的继任还是“留美幼童”，曾就读耶鲁大学的蔡绍基。
蔡绍基和周寿臣也曾在朝鲜海关工作，回国后，蔡绍基在维新时期参加了天津中西学堂的创办。
1903年4 月27日，天津中西学堂改为北洋大学，蔡绍基先为帮办，后为总办。
他是留美幼童中出现的第一位大学校长。

曾就读哥伦比亚大学的周寿臣，曾担任牛庄海关道和天津招商局总办。
在袁世凯的旗下，还有原北洋海军军官曹嘉祥和蔡廷干。
还记得哈特福德高中那位酷爱猎枪的中国学生吗？
曾担任“镇远”舰枪炮大副的曹嘉祥，被袁世凯派为天津巡警道，是中国新式警察的创办人之一，因为他的努力，“新政”时期的“北洋警政”闻名全国。
在甲午战争中驾鱼雷艇逃跑，曾被日军俘虏的蔡廷干，获释后归国。

通过袁世凯的保奏，战后被革黜的海陆官员陆续恢复原职，绝大部分收归袁世凯幕下，蔡廷干是其中之一。
他成为袁世凯的幕僚之后，以其娴熟的英语词令和丰富的国际知识渐为袁氏倚重。
袁世凯权倾一时，就任直隶总督不久，他就被清廷任命为督办铁路大臣、督办商务大臣和督办电政大臣，铁路、电信等要害部门都在他的管辖之下。
一时间，一批学习铁路、电报的“留美幼童”又都成为袁世凯的骨干力量，其中有詹天佑。
为了使用这位杰出的铁路工程师，袁世凯和张之洞还曾发生“争夺”，袁世凯最终将詹天佑留在了北洋。

“留美幼童”们忽然成为被争夺的宝贝，他们的命运出现戏剧性的转折。
一百年后，人们到天津，还可以在旧城鼓楼南看到至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清代会馆建筑——1907年落成的“广东会馆”。
那是一座具有潮州风格的的大院落，墨瓦青砖，雕梁画栋，内有旧时的客栈，还有巨大的戏楼，可容纳七、八百人的木结构室内剧场，楼上包厢，楼下散座，富丽堂皇。
你在广东会馆可以看到一块石碑，镌刻着捐款修建人的姓名。
其中有唐绍仪、梁敦彦、梁如浩、蔡绍基、周寿臣等一批“留美幼童”。

20世纪初年，这些中年人在天津已经是官职显赫的名流。
 
第51节 你忠实的詹天佑
在美国康州哈特福德市搜集“留美幼童”资料时，有一天，房东凯伦（Karen ）女士支起小银幕，邀请笔者观看幻灯。
那是她已过世的父母——一对酷爱摄影的学者，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在世界各地旅行拍摄的照片。
笔者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对在改革开放初期最早进入中国的美国旅游者，留下了那么多关于中国的珍贵见证：

1979年，简陋的罗湖口岸，挤挤挨挨的上海旧房，长城脚下卖羊奶的农民……忽然，一幅青龙桥火车站的照片出现，笔者差点喊出声来：
“雕像，他们有没有看到那座雕像？”
话音未落，伴随着凯伦的笑声，幻灯屏幕上的画面喀嚓一声，变成了那座著名的詹天佑的铜塑。
“他是谁呀？”
凯伦不知道。

笔者很快翻出“留美幼童棒球队”的照片，告诉凯伦，关于这个曾经在本城公立高中读书的“Jemes Tien Yau”的一切……凯伦两眼发亮，她喜出望外地收下了笔者作为礼物的那张“棒球队”合影，让笔者将詹天佑的中英文名字写在背面。
此后的日子，不时可以看到，凯伦拿着那张照片在兴奋地打电话。
她告诉一位又一位老朋友，你们知道吗？
中国修筑第一条自建铁路的最伟大的工程师詹姆斯（Jemes ），是在我们哈特福德长大的！
詹天佑和京张铁路的故事，是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所有的学生都熟知的。

不过多数人不熟悉，在接手京张铁路工程之前，詹天佑已经为中国的铁路建设工作了近20个年头。
其间，他参与了李鸿章计划修筑的天津至通州铁路（即那条引起激烈争议的津通铁路）的测量设计；
参与了天津到山海关铁路的修筑；
参与修建了至今犹存的滦河大铁桥。
准确地说，“中国人自建的第一条铁路”，不是京张铁路。

1901年，慈禧结束逃亡返回北京，途中第一次坐火车。
火车给她留下良好的印象，她提出，两年后要坐火车到西陵祭陵。
于是清廷紧急筹措修建京汉铁路高碑店站到梁各庄皇陵的  公里支线。
时任关内外铁路总办的“留美幼童”梁如浩主持此事，他推荐了詹天佑。
詹天佑崭露头角，在不易施工的冰天雪地，指挥工程迅速完竣。

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独立修筑的铁路，虽然它只有三十七公里，而且具有讽刺意味：
它是为一个人祭祖修筑的铁路。
修筑京张铁路，是袁世凯的决策。
起用詹天佑，和“西陵铁路”的成功不无关联。
张家口为北京通往内蒙古的要冲，京张铁路有显而易见的军事、经济和政治价值。

修路的消息传出，在华势力最大的英国志在必得，视长城以北为其势力范围的沙俄也不相让，双方争持不下，最后达成协议：
如果清廷不借外债，不用洋匠，全由中国人独立修筑，双方可都不伸手。
在英、俄看来，落后的中国完全无此能力，他们等待着中国人陷入僵局时来向他们求救。
1906年5 月3 日，詹天佑写信给在美国读书时的“家长”诺索布夫人：
亲爱的夫人：

真高兴接到你3 月22日的来信，真出乎意料之外，我细读再三，直似旧日聆听你的谈话。
过去我们与你同在的时光，是何等快乐！
啊！
我多么热切希望能重游美国，再晤昔日好友，特别是你，这位负责我们早期教育的老师，该是何等兴奋之事！
是的！

我现为7 个孩子的父亲——三女四男！
我现任“京张铁路会办兼总工程师”，本路长约125 英里，将凿隧道3 处，其中最长的为四分之三英里。
本路为第一条全部由中国工程师负责兴建之铁路，企望吾人能顺利完成！
罗国瑞现在中国浙江杭州，他是那边新造铁路之总工程师。
旧金山大地震是何等可怕呀！

你可知道欧阳平安否？
问候你、苏菲及威利。
你忠诚的  詹天佑詹天佑勘测了三条路线。
第二条绕道过远不可取。
第三条就是今天的丰沙线，因从北京城南向西修筑，经过大量坟地，阻碍太多。

由于清廷拨款有限，时间紧迫，詹天佑决定采用第一条路线，即从西直门经沙河、经南口、居庸关、八达岭、怀来、鸡鸣驿、宣化到张家口，全长360 华里。
全线的难关在关沟，这一带迭峦重嶂，悬殊峭壁，工程之难在当时为全国所没有，世界所罕见；
坡度极大，南口和八达岭的高度相差近60米。
1906年10月24日，詹天佑在信中说：
亲爱的诺索布夫人：

6 月3 日及9 月9 日的来信均收到。
对啦！
那贴两分钱邮票的信，也平安到达。
最近忙于我的工作，因而忘却我的老朋友，敬请原谅！
诚然，我很幸运被任命现在的工作。

中国已渐觉醒，而且急需铁路，现在全国各地，都征求中国工程师。
中国要用自己的资金，来建筑中国自己的铁路。
好象我成为中国最佳的工程师，因此全体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密切注视着我的工作。
如果我失败，不仅是我个人的不幸，也为全体中国工程师和所有中国人的不幸，因为中国工程师们将来不会再被人们信赖！
在我受命此工作前，记事出任之后，许多外国人公开宣称中国工程师绝不可能担当如此艰巨的重任，因为要开山凿石，并且修建极长的隧道！

但我全力以赴，至今已修成一段。
特附上剪报一份，使你知道当年在西黑文在你监护下的一位中国幼童，现在已完成和将来继续要完成的任务。
他早期的教育完全受惠于你！
……你最忠实的  詹天佑1906年9 月30日第一段工程全部通车，第二段工程同时开始。
难关就在这里。

首先必须打通居庸关、五桂头、石佛寺、八达岭四条隧道，最长的八达岭隧道1 ，092 公尺。
这不仅要有精确的计算和正确的指挥，还要有新式的开山机、通风机和抽水机。
前者对詹天佑都不成问题，而后者当时中国全都没有，只在靠工人的双手。
这一段故事是人们所熟知的：
詹天佑采用南北两头同时向隧道中间点凿进。

但隧道实在太长，后加上在中部开凿两个直井，分别可以向相反方向进行开凿，如此就有六个工作面同时进行。
他运用“折反线”原理，修筑“之”字形路线降低爬坡度，并利用两头拉车交叉行进。
在铁路兴建之初，有车厢出轨事件。
詹天佑想到将美国人詹尼发明的自动挂钩加在每节车厢，使之结合成一个牢固整体，确保爬坡时的安全。
“挂钩”一事，后人误传为詹天佑的发明，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的许多地方，人们干脆把火车车厢挂钩叫作“詹天佑”。

1906年12月11日，在工程最紧张的日子里，詹天佑给诺索布的儿子、他少年时的朋友威利的信中写道：
“目前，中国正处于极不安定的情形下，她正在进行代价很高的试验，也力求革新。
但是将来怎样，是无人可以预卜。”
“我现在这条铁路，要求我只许用中国人来修筑。
如果我有权，就乐于介绍给你一个工作，可惜，我现在奉命不得雇用外国员工。”

在京城近旁修筑铁路，常要付出意想不到的“代价”。
铁路要经过一个前任道员家的坟地，他是皇室的亲戚，在朝野均有势力。
此人率众闹事，阻止工程，私下又许以重贿，要求改道。
可是北面、南面、西面都是权贵的墓地，要大改道不知要造成多大的浪费。
詹天佑忍辱负重，花费许多时间跟权贵周旋，终于让铁路从墓墙外通过。

但为保持“风水”，答应另修一条河，派官员拈香设祭，路成后，再立碑纪念。
工程人员忿忿不平，但詹天佑表示，只要铁路能修过去，其它小事都可容忍。
京张铁路第三段工程的难度仅次于关沟。
首先遇到的是怀来大桥，这是京张路上最长的一座桥，它由七根一百英尺长的钢梁架设而成。
由于詹天佑的正确指挥，大桥顺利建成。

京张铁路原计划六年完成，在詹天佑的努力下，提前两年于1909年8 月11日全线通车。
工程不但没有超支，还节余白银二十八万两。
詹天佑留给后人的照片，似乎自小到大都不苟言笑。
他是个严谨的工程师，务实，精细。
但是偶然间，也会流露出留学生涯带给他的情趣。

在通车典礼上，有人问詹天佑：
在整个京张铁路工程中，你感到最困难的是哪一段？
詹天佑答：
是今天我的致辞。
他给诺索布夫人的儿子威利寄去了一本相册：

亲爱的威利：
请接受这个照片簿，这里面全是有史以来中国工程师自建第一条铁路的有趣工程照片，而这条铁路的总工程师，正是你的朋友。
詹天佑
第52节 为华人权益而战的李恩富
120 名“留美幼童”，人们忘不了李恩富的理由，是那本小书《我在中国的童年故事》。
这本书1887年在美国波士顿出版，制作得玲珑可爱。

它从帮助西方人认识中国的角度，记述了19世纪中国的社会习俗、风土人情。
最让人们感兴趣的部分是李恩富在书中生动描述了当年他是如何从中国南方小镇踏上赴美留学之路的。
但是我们更应该记住另一个李恩富：
一个为了自己的信念，能够用尽他生命中所有最美好的东西去换取的李恩富。
记住，在19世纪末的美国，在反华浪潮的风口浪尖上，他为在美华人争取平等的人权所做的一切。

1884年，回国两年多的李恩富在传教士的帮助下再次返回美国。
回中国前，他已经在耶鲁大学完成了一年的学业。
此时，他重返耶鲁，成为耶鲁87届毕业生。
很快，人们发现，这名中国学生在英语语言文字方面的造诣让人惊叹，大学二年级时，他就在第一学期的英文作文比赛中获得一等奖。
之后他又在讲演、辩论等多种语言文字的比赛充分展示他超人的语言天赋。

没有人料到一名中国孩子在英语语言的学业方面如此超群。
其实早在十年前，李恩富的语言天赋就被容闳发现，中学时，容闳特意把他送到HOPKINS GRAMMAR 学校。
该校有近200 年的悠久历史，以语言学习为长。
这显然给了李恩富一个最好选择，仅仅第一年过后，他的成绩已经在全班的第五名。
在第二年期末，他拉丁文得了第一名，并以全班总分第一名的成绩从HOPKINS GRAMMAR 学校毕业并被耶鲁录取。

1887年是李恩富生命中一个光芒四射的年份。
这一年他26岁，以顶尖学生身份，从耶鲁毕业。
波士顿LOTHROP 公司出版了他的书《我在中国童年的故事》，这是华裔作者，甚至可能是亚裔作者第一本在美国出版的图书。
更令他欣慰的是，他和新英格兰ELIZABETHE MAUDE JEROME 小姐结婚。
ELIZABETHE  小姐家世显赫，是后来成为英国首相的WINSTON CHURCHILL 家族的远亲。

当地的报纸称两人的婚姻让人震惊但人们又很兴奋，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料到，一名年轻的“中国人”能够捕捉住一位新英格兰女孩的心。
请记住此时是美国排华法案通过5 年之际的1887年，在美华人的生活正步入最艰辛的时刻。
显然，作为HOPKINS 和耶鲁的优秀毕业生，在东部新英格兰地区，人们已经完全忽略了这位中国青年在那个特定时代所带有的种族印记，他已经完全进入了美国人的社会，没有人可以预测他前面的路会走多远。
但是李恩富选择了在那个时代、那个国度将让他陷入最为困苦境地的生存方式。
他用他的嘴，用他手中的笔，为他的同胞呐喊。

正值美国反华浪潮汹涌。
他在新英格兰四处发表演说，他能够准确剖析中国华工问题，提供强有力的论证，言辞激烈辛辣，强烈谴责反华运动的支持者，他的言行当时在耶鲁，在新英格兰引起极大的反响。
李恩富一篇最有名的论文题目是，“中国人必须留下”，文章的标题刻意模仿当时反华浪潮中一条最为有名的口号“中国人必须滚开！”
之前，他试图通过反映华工的生活艰辛，获得美国人的了解和同情。
而在“中国人必须留下！”

一文中，他开始了新的论争。
它猛烈攻击华工遭受的和其它种族工人不平等的待遇，他呼吁美国政府必须要为它的领土上发生的难以接受的种族歧视、种族暴力问题付全部的责任。
李恩富认识到，为了让他的言论得到更多的反馈，引起关注，他必须言辞灼灼。
于是他将自己的论点上升到反击美国的所谓民主的崇高理念，质疑如今的美国人是否真的秉承了先父开国时创立的自由平等的信念：
看看现如今的美国人是如何对待其它人种的吧，人们难以想象这个国度，在她诞生之初，亚伯拉罕. 

林肯将其立国之本归于自由。
它靠着对其他民族的欺压而膨胀，这就是他所谓的自由吗？
靠着建立在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压迫掠夺之上的自由吗？
这个共和国如今和它当初的理想背道而驰了多远？
我们只需看看他们通过的排华法案即可。

李恩富尖锐地批评美国违背了它作为共和政体的初衷，一针见血地从质疑美国标榜的“民主”的真实性入手。
他列举种种事实证据，指出所有这些不平等、压迫、种族歧视都和美国的立国精神相佐。
但毫无疑问，他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他在美国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同胞而做的呐喊。
在80年代末期，李恩富意识到他在美国东部发出的声音很难传递到反华浪潮最为激烈的美国西部，他决意西行。
此时，他已经是两个女儿的父亲，他的西部之行最终导致了他婚姻的快速破灭。

而他牺牲一切为自己的同胞所做的努力也在西部灰飞烟灭。
他希望能够唤醒他的同胞为自己的平等的权利去做努力，但面对一群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同胞，他力不从心。
他们已经惯于忍受白人的欺压，宁愿蜷缩在中国城的角落里瑟瑟发抖，也不愿意站出来为他们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做证。
他希望帮助他们成立中国劳工工会，将人们组织起来去为权利斗争，但结果西部华工却像一盘散沙。
失去一切的李恩富开始了漂流生活，他居住过无数个美国城市，曾为无数家美国的报纸工作。

他再一次结婚，有了两个儿子。
1927年，李恩富在他66岁时再一次失去了在美国的工作。
此时早已经加入美国国籍的李恩富，作为把自己的全部生命几乎已经留在美国的李恩富，又一次选择了离去。
1927年，他独自回到了香港。
他最后一次和他的美国朋友联系是在1938年的3 月29日：

“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战争，一场惨无人道，野蛮的战争。
日本人的飞机每日在城市上空盘旋轰炸。
生命随时都可能终结。”
在他去世5 年之后，1943年，持续了61年的美国排华法案终止。

第53节 大臣唐绍仪
1908年11月，深秋，美国新英格兰地区最美丽的时节。
宁静的湖水映出碧蓝的天空和金色的山峦，覆盖着乡间小径和城市街衢的黄叶，在霜风里挽留着温馨的记忆。
小城春田（Springfield ）一反平日的寂静，维持交通的警察明显增多，刚出版的《春田共和报》吸引着路人，人们在相互传告着什么消息。
一座座殖民时代风格的小楼，打开了黑色或墨绿色的百叶窗，向下观望的主人们，目光好奇而兴奋。
忽然，人群出现了骚动。

喧嚷声和欢呼声由远而近。
一辆有轨电车缓缓驶来。
这辆电车有如节庆游行的花车，仔细打量，满车是身穿锦绣官服的中国人。
他们的服饰是如此灿烂，引得观者啧啧惊叹。
市民们得知，这辆车是中国客人包租的。

他们看见，一位戴着眼镜，显然地位最高的中年官员，正向他们频频致意。
这是大清赴美专使兼考察财政大臣唐绍仪。
自1881年被“召回”后，他第一次重返美国，重返曾养育他的春田。
康涅狄格河畔的春田，依然那么优美动人。
在中国幼童离开后，1890年，这座永远不乏活力的小城，又送给世界一份新的礼物：

从前乡间孩子把牛皮缝制的皮球投向废木桶的游戏，被春田人发展成了“Basketball”——篮球。
春田已是“篮球之乡”。
但此时春田人更骄傲的是，曾在他们城市的E.C.Gardener先生家生活过的一位中国孩子，今天已经是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哦，一位大臣！
唐绍仪第一次出任清朝的大臣，是在1904年。
继“留美幼童”中出现了第一个大臣梁诚之后，他被任命为外务部右侍郎，作为“大清国大皇帝特派钦差全权大臣”，奉命赴印度，和英国谈判西藏问题。

19世纪末，在英国出现了吞并西藏的主张。
英国以防俄保印为名，发动侵藏战争。
1904年8 月，英军侵入拉萨，强迫西藏地方部分官员，签订了实际上使西藏地方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拉萨条约》。
对这个条约，清政府不予承认，其它国家，特别是俄国也表示强烈不满。
于是英国不得不与中国重开谈判。

捍卫中国对西藏所拥有主权的重任，落在唐绍仪肩头。
1905年2 月，中英双方在加尔各答举行谈判。
唐绍仪在谈判中采取了清朝外交史上罕见的强硬态度，他重申中国对《拉萨条约》的立场，坚持英国必须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提出废除《拉萨条约》，由中英两国重新订约。
在陷入僵局时，他断然中断谈判回国，决不在声称中国对西藏只有“宗主权”的条约上签字。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4 月，中英在北京重开谈判。

清政府在英国方面有所让步的条件下，与英国签订了《中英续订藏印条约》。
条约规定：
“英国允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
中国国家应允不准他外国干涉藏境及其一切内治”。
尽管它承认了英国在西藏的许多特权，但却在实际上肯定了中国在西藏地方的主权。

这一年，清廷发布敕令，任命唐绍仪为“会办税务大臣”，这是他获得的第二个“大臣”头衔。
中国税务的重心在海关，而海关长期由英籍总税务司赫德控制。
“那一道敕令令人沮丧，”赫德在给友人的信中，称“我的运气到了尽头”，准备“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因为赫德深知，唐绍仪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但是极力反对外国人”！
“庚子事变”后的数年间，唐绍仪平步青云，深受朝廷赏识。

他被称为“清末外交新秀”，外国人再也不能像上个世纪面对颟顸无知的满大人那样，面对这位哥伦比亚大学的高才生。
他洞悉“洋务”，处事果决，正当年华。
这似乎正是曾国藩、李鸿章当年希望栽培的人物：
熟悉世界，又忠于国家。
然而，这一批“留美幼童”的内心世界，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和微妙。

许多年前，唐绍仪和周寿臣等人搭船赴朝鲜海关上任，轮船行驶在海上，忽听有人喊“唐绍仪”的名字，只见一个灰头土脸的青年不知从哪里钻出来，仔细看，原来是同一批留美的同学郑廷襄。
他刚逃出他所在的大沽水雷营，想偷渡出国。
他幸运地遇到了老同学。
在唐绍仪的帮助下，他转道朝鲜，重回美国读书，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著名的工程师，曾参加布鲁克林大桥的设计和建造。
唐绍仪1898年秋天回籍奔丧，恰逢“戊戌政变”。

一天，唐绍仪正在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身边，忽然传来上谕，命令捣毁康有为、梁启超的祖坟。
李鸿章问幕僚们该如何办理？
只有唐绍仪以“似太残忍，尤碍各国观瞻”为由表示反对。
李鸿章立刻呵斥他“好大的胆子”，背地，却命人捣毁了两个无主荒坟交差。
留学美国的经历，对唐绍仪是刻骨铭心的。

他怀念春田，想念Gardener一家。
1903年，他把两个侄子又送到这里学习，流露出他对第二故乡的情感。
1908年，他终于有机会故地重游——而他的身份给第二故乡的人们带来如此多的快乐！
这是唐绍仪在为官生涯中的第三个“大臣”头衔。
名义上，他代表清廷来对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表示感谢，并考察财政。

更重要的目的，却是想将美国的资本引入中国东北，借此抗衡日益扩张的日本势力。
为此，他还专程会见了他母校哈特福德公立高中的校友，美国著名银行家J.P.Mogan 。
不过，这次精心策划的外交活动没有获得预期的成功。
日本抢在中国之前，迅速开展对美国的外交，使美国默许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不愿轻易做出任何支持中国的姿态。
唐绍仪在美国受到“第二故乡”市民和老朋友们极其盛大的欢迎，享受着最真挚的情感。

但和政府的交往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而国内的局势也在发生急剧变动。
就在唐绍仪即将到达美国的时候，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驾崩”，3 岁的溥仪被立为“宣统皇帝”。
唐绍仪立刻致电清廷，宣布自己的名字改为“唐绍怡”，以示避讳。
唐绍仪忧郁的面色，留在他和驻美公使伍廷芳一起会见中国留学生的照片上。

第54节 “皇上万岁！
宪法万岁！”
1905年12月28日，温秉忠在剧烈颠簸的美国邮轮“西伯利亚”号上，对面有惧色的戴鸿慈和端方说：
“过太平洋，就数这三四天的风浪最大。

过去以后，就像长江一样风平浪静啦。”
这是他在11岁时走过路。
温秉忠是第二批留美的幼童。
此时，作为高级幕僚，他随同清廷“考察政治大臣”，赴西方各国考察宪政。
中国近代史上这次著名的“五大臣出洋”，具体的政治考察工作，实际上是由温秉忠、伍光建、施肇基等欧美留学生承担的。

这样的考察古来未有，考察团里的许多“尝试”也让人们耳目一新。
例如，起航不久，就进行投票选举，温秉忠等三人被公推为“庶务干事”。
大臣戴鸿慈用朗朗上口的韵文写下“敬事预约”：
“欧美进化，实擅专长，合炉而冶，陶铸乃良。
政体由系，宪法是详……”中国正在经历巨大的风浪。

随着“新政”的推进，“立宪”的呼声日渐高涨。
1904年，日本和俄国在中国的土地上大打出手，君主立宪的日本打败君主专制的俄国。
中国士大夫们得出结论：
不是小国战胜了大国，而是立宪战胜了专制！
立宪，是用和平的手段和渐进的方法进行制度改革。

戊戌变法时维新派就提出过“采万国之良规，行宪法之公议”，鼓吹“君民合治”，被顽固派斥为“乱纲纪，毁伦常”。
然而时至20世纪，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推翻满清统治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不改革政治，满清王朝的命运岌岌可危。
在决定派“五大臣”出国考察政治时，慈禧说：
“立宪一事，可使我满洲朝基础永远确固，而在外革命党亦可因此消灭。”
“五大臣”即将出发前的1905年11月，出使美国大臣梁诚、新任英国大臣汪大燮与前出任英国大臣张德彝、前出使法国大臣孙宝琦、前出使比利时大臣杨兆鋆，前出使德国大臣荫昌、新任出使大臣刘式训、新任出使德国大臣杨晟入奏，呼吁尽快立宪。

他们强调，“保邦致治，非立宪莫属”。
他们建议用五年时间，改行君主立宪制。
为了立宪，当前迫切需要实行三件事：
第一，“宣示宗旨”，将朝廷立宪大纲列为条款，使全国人民奉公治事，一切以宪法意义为宗，不得稍有违背。
第二，宣布地方自治之制。

第三，指定有关集会、言论、出版的法律。
现在，从未走出国门一步的“五大臣”，就要到西方国家去“广搜罗”、“勤采访”（他们的原话，似乎和新闻工作无关）。
他们一上船就挨了一针——种牛痘，吃惊之余，又为“人种一豆”而感到有趣。
在受了几天风浪的惊吓之后，船主邀他们来到甲板，“听留声机器，观西人西妇跳舞”。
在真正“太平”的洋面上，“甲板运动会”又召开了。

双人并腿竞走，小勺子里放鸡蛋竞走……大臣们捧腹不已。
“宪法之旅”，就这样开始。
对于“留美幼童”们来说，“宪法”，是一个曾经熟稔却已生疏的字眼。
在美国留学的日子里，他们中的许多人就生活在“宪法之州”——诞生过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的康涅狄格州。
1876年世界博览会期间，他们在《哈泼斯》周刊上看到过《独立宣言》的手稿。

留学的10年，他们亲身经历了4 任美国总统的竞选。
“五大臣”的随员中有两位“留美幼童”。
除了温秉忠，还有电信专家唐元湛（他在这次考察中还参观了瑞典的“爱立信”公司）。
考察团离开天津，梁敦彦、梁如浩饯行；
途径日本，驻横滨总领事吴仲贤（第二批幼童，曾就读耶鲁大学）迎送；

登陆旧金山，恭候并陪同他们在美国全部行程的是欧阳庚，；
途径芝加哥，驻美公使梁诚派来一等翻译官容揆前来欢迎……如此多的“幼童”，在“五大臣考察政治”这样一个特殊的机会相见，令人兴奋而又感慨。
这是中国在20世纪头10年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清政府派出五名大臣，历时半年，周游14国，考察政治制度。
“五大臣”归国后，奏请“以五年为期改行立宪政体”。

奏折开宗明义：
“宪法者，所以安宇内，御外侮，固邦基，而保人民者也。
滥觞于英伦，踵行于法、美，近百年间，环球君主国，无不次第举行……”，他们“不避斧诛，合词吁恳”：
“伏愿我皇太后、皇上宸衷独断，特降纶音，期以五年改行立宪政体”。
1906年秋，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

全国各地到处张灯结彩，江苏商界写了《欢迎立宪歌》，歌中唱道：
“圣明天子居九重，忽然呼吸通”，“和平改革都无苦，立宪在君主。
大臣游历方归来，同登新舞台！”
“立宪在君主”，道出了这次改革的性质。
“五大臣”周游列国，认为比起美国、法国、英国的“纯任民权”或“三权分立”，日本、德国的君主“有独尊之权”，人民“无不以服从为主义”，才是尽善尽美的体制。

正如考察团到达檀香山时，华侨们高喊的口号：
“皇上万岁！”
“宪法万岁！”
清廷希望在不触动皇权的前提下进行政治改革，“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
然而，“预备立宪”毕竟是政治近代化是起步。

清廷公布的《宪法大纲》，对君权有一定程度的限制，规定了人民享有的言论、结社、集会等自由权利。
也正因为如此，顽固势力强烈抗拒立宪。
清廷犹豫不决。
在“五大臣”回国后只是宣布“预备”。
不仅没有认可“五年改制”的时间表，反而在两年后的1908年，就在慈禧和光绪临死前不久，宣布预备立宪的9 年定期。

就是说，他们打算在1916年实行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制度。
新成立的内阁被称为“皇族内阁”，比慈禧在世时的内阁更加保守愚昧，保护自身的权力是他们施政的唯一目标。
历史不再给他们机会了。
当清廷对政治改革一拖再拖的时候，民间的抗议呼声也一浪高过一浪。
以“地方自治”为内容的地方政治改革蓬勃兴起。

1907年，广东成立“地方自治研究社”，公推唐绍仪、梁敦彦为名誉社长。
1908年，该社社员进京请愿，要求及早立宪，请愿的领衔人是从美国归来的梁诚。
皇上不可能“万岁”，宪法却必定到来。
仅仅3 年之后，武昌起义爆发，从身后疾步冲上来的“革命”，扑倒了摇摆徐行的“改革”。

第55节新世纪留学潮
大清王朝的最后十年，叫人眼花缭乱。
有首山西民谣唱道：
破戏台，烂秀才小脚板子洋烟袋火车站，德律风大脚板子毕业生前两句，说的是4 个过时的旧事物。
后两句，说的是4 件时髦事。
“德律风”是电话机（Telephon）；

“毕业生”即出自新式学堂，特别是留洋归来的学生。
学生出洋和姑娘不缠脚一样，其时兴的程度，相当于火车和电话。
仿佛一夜间风气大开，三十多年前，曾国藩、李鸿章送学生去美国，没有一个满族子弟和高官子弟报名应考，此时，慈禧太后多次降旨，“命选择各旗子弟遣赴各国”，“命近支王公有愿出洋游学者，着报名侯派”，“命遴派翰林出洋游历游学”……。
一时间，惟恐不“洋”的八旗子弟和高官子弟，纷纷带着仆人漂洋出海，其中甚至有总督和巡抚的公子。
已获功名的士子，有的当了多年翰林，还决心留学，如曾到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哲学、美学、文学与心理学的蔡元培；

有的在考中进士后弃官不做选择出洋，如曾到日本中央大学学习法律的中国近代名记者黄远生。
1902年3 月20日，袁世凯派55名学生自天津出发赴日本陆军学堂  。
此后，各省陆续派生赴日，越来越多的青年自费赴日。
因为日本距离中国较近，留学费用较低；
而1906年废除科举，又把更多的士子逼上留学这一条路。

——世纪初年的“留日潮”，因此兴起。
1902年，中国留日学生达600 余人，清政府为此派出总监督赴日。
1904年初，留日学生达1300人。
1905年底，8000人。
1906年秋，已达13000 人。

1907年2 月6 日，日本宣布中国在日留学生达17860 人。
此前不久，有300 名中国官绅，在东京法政速成学校经一年半学习法律、政治、理财、外交后毕业。
在“留日潮”中，许多学生的名字是人们所熟知的：
黄兴，宋教仁，鲁迅，蒋介石……各地政府对派学生去欧美同样热情有加。
早在1903年，梁启超就在美国遇到十余名“北洋官费生”、“杭州官费生”。

他们在耶鲁、斯坦福、哥伦比亚、加州伯克利等大学学习。
1904年，25名湖北学生被送到比利时留学。
1907年，两江总督端方在江南挑选出国留学生，胡敦复等青年被选中。
端方命他的秘书温秉忠（第二批“留美幼童”，曾就读麻省伍斯特技术学院）护送赴美。
利用这一机会，温秉忠把他的两个外甥女带到美国，她们是十四岁的宋庆龄和九岁的宋美龄。

事实上，远在清廷还没有建立“庚子赔款留学计划”、正式组织“官派留美”之前，在美国已经有了通过各种渠道到来的中国学生，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自费生。
1903年，唐绍仪的两个侄子被送到美国，送到他所生活过的SPRINGFIELD ，送到他和梁如浩、黄耀昌、盛文扬住过E. 
C.GARDENER 家。
GARDENER的孙女HELEN G.WILLIAMS回忆道：
我们全家都聚在一起，等着父亲去车站接他们回来。

最后我们听到了马的嘶鸣声。
我们都站了起来，相互看了一下，走到了前厅。
又有出租马车关门声，接着台阶上来许多脚步声，前门开了，我父亲的声音，“请进，”我们古老熟悉的前厅里进来了五位中国男孩。
尽管他们身穿英国学校的校服，深蓝色细条纹的外套，短裤，宽白色翻领，他们看起来还是更象外国人。
最高的一个用非常清晰的英语说道，“我叫PAUL。

我是代表，”然后，在我父亲的帮助下，我们做了相互介绍，包括我们家的猫“咪特姆丝“也大声地发出咕噜声，给我们年轻客人们一个微笑。
从此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几年开始了。
1904年12月，中国驻美公使、“留美幼童”梁诚为了中国的赔款是用黄金还是用白银一事，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据理力争，谈话间海约翰透露出一句：
“庚子赔案实属过多”，引起他的注意。
这说明美政府已发现，有关部门在上报庚子之乱的损失时，有“浮报冒报”。

敏感的梁诚不再去纠缠赔款用金用银之事，而是向美国政府郑重提出“减收赔款”的要求。
经梁诚不断奔走，老罗斯福总统在1907年12月3日国会咨文中，要求授权“退还”庚款。
这一议案被正式通过，但规定应退还的美金10，785 ，286 ．12元必须用于派遣中国学生留学美国。
这就是“庚款留学计划”的由来。
为选派学生赴美，1909年，在京师设立了游美学务处。

第二批留学美国的幼童、外务部主事唐国安担任帮办。
这年，在630 名参试者中仅录取了47人。
据说因为有这样的插曲：
唐国安代表外务部的意见，主张招收十六岁以下的幼童，像他自己那样，从小送美培养，否则对外国语言“绝无专精之望”；
学部则坚持招收三十岁以上的学生，不然的话，“国学既乏根底，出洋实为耗费”。

双方针锋相对，评阅考卷时，外务部所取的英文第一名，在学部一分未得；
而学部所的取第一名，在外务部受同样的待遇。
于是有了折中的方案，将游美肆业馆办成正式留美预备学校，先在国内有计划地从长训练，以便培养合格的毕业生送美留学。
内务府将皇室赐园——清华园拨给学务处，所以预备学校名为“清华学堂”，1911年，唐国安担任学堂监督，后学堂改名“清华学校”，唐国安任校长——他由此被称为清华大学草创期的校长。
第一批“庚款生”中后来清华大学校长有梅贻奇，有第四批留美的幼童邝国光的儿子邝煦堃。

第二批“庚款生”中有胡适、赵元任（著名语言学家）、竺可桢（著名气象学家）。
从1909到1918  共499 名学生使用庚子赔款的返还部分留学美国。
此事大大推动了留学美国的潮流，其它各类官费留美和私费留美生迅速增加。
到1917年，在读的留美学生达1170人，已回国的留美生400 人。
第一批“庚款生”赴美，由唐国安护送。

有趣的是，他们在美国旧金山登陆后，走的路线和近40年前“留美幼童”完全一样。
他们坐火车横穿美国，下车的第一站，还是春田（Springfield ）。
在那里迎候他们的，是当年政府“召回”幼童时逃跑的容揆。

第56节 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1）
武昌起义爆发前，晚清社会有三大政治力量：

坚持“大清皇帝万世一系”的专制势力；
主张君主立宪的改良派；
以颠覆皇权建立民国为目标的革命党。
这三种力量中，都有留学生。
在“洋务运动”和后来的“新政”时期留学欧美的学生，大多支持改良。

“留日生”中出了不少革命军的骨干。
还有少数留学日本的“贵胄子弟”是捍卫帝制的死硬派。
“戊戌政变”时曾背叛光绪的袁世凯，1908年慈禧死后被罢斥，这时重被起用。
他曾厉行“新政”，力倡君主立宪，现在一被请出，就提出“开国会”、“解除党禁”、“组织责任内阁”等条件。
他班底中的许多  “留美幼童”，因此身处急流旋涡。

他们中有袁世凯的外务大臣梁敦彦，邮传大臣唐绍仪、副大臣梁如浩，驻英国公使刘玉麟，驻德国公使梁诚，袁世凯的重要幕僚蔡廷干、蔡绍基。
他们多为温和的改良派。
但“欧风美雨”的熏陶，使他们中的几乎所有人很自然地倾向共和。
这就是唐绍仪受命参加和谈时犬牙交错的背景：
他是大清王朝的全权代表，但在他的身后是主张君主立宪的袁世凯；

而他自己的内心，又怀有着和袁世凯大不相同的“共和思想”。

第57节 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2）
1911年12月8 日，袁世凯的幕僚蔡廷干写信给英国《泰晤士报》的记者莫里循：
唐绍仪昨天晚上在铁路卧车四号房中剪了辫子……这是大清王朝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幕：
作为朝廷命官的一品大员唐绍仪，不着官服，而是西装，领带，法式皮帽，呢大衣，一身西人装束，抵达上海。

和他形成对照，前来迎接他的南方革命党谈判代表伍廷芳，却还穿着中式长袍。
大清王朝的最后一个冬天，寒风凛冽。
战争正在进行，清军和革命军在汉口和武昌隔江对峙。
无论是革命派还是改良派，都希望以和平方式结束满清统治。
唐绍仪到达上海的前一天，革命派的报纸《民立报》刊登题为《告唐绍仪》的社论，期待通过唐绍仪说服袁世凯，迫使皇帝退位，排除建立民国的障碍。

上海“商界共和团”致书唐绍仪说，您奉朝廷之命来上海议和，成，则共享升平，不成，则兵连祸结，“公之责任，可谓重矣！”
香港《华字日报》透露消息：
袁世凯授意唐绍仪，除了“民主”二字，无论何项条件，都可以让步……1911年12月18日下午，唐绍仪和伍廷芳来到谈判地点上海公共租界市政厅。
唐绍仪对伍廷芳说：
“我们今天到这里，只是来看一看这宏伟的建筑啊！”

从这一天到12月31日，双方在这里进行了5 次谈判。
正如唐绍仪那句玩笑所透露的，他们这里面对媒体的谈判，是可以“公开”的部分。
有关政权更叠的实质性会谈，在南阳路上一位著名的立宪派人士家中秘密举行。
在“公开”的场合，伍廷芳和唐绍仪都向中国和世界公开阐明了自己的政治理念。
那是两位欧美留学生之间的精彩碰撞，与其说是谈判，不如说是在倾诉对中国政治的肺腑之言。

曾是李鸿章的高级幕僚、担任过中国驻美公使的伍廷芳说，我原先也认为，中国应该实行君主立宪，共和立宪的时机还不成熟。
但今天中国的情形和过去已经大不相同，今天中国人的程度，可以实行共和民主了！
人心如此，不仅留学生们这样看，连素称顽固的老先生也这样说。
他们说，可以立宪，即可以共和，差别仅仅在选举大总统这一点上。
今天各省的咨议局、北京的资政院，都已经民选，选举大总统何难之有？

清廷专制二百多年，使中国败坏到今天的样子。
即使一间银行的总经理败坏了信用，都必须辞职，何况一个国家？
今天中国必须实行民主，由百姓公选大总统。
……唐绍仪：
共和民主，我们从北京来的人没有反对的意向。

伍廷芳：
很好！
唐绍仪：
今天如果没有清廷，马上可以实行共和。
但既然存在着清廷，我们想要共和立宪，就必须有完全无缺的共和立宪。

……共和立宪，万众一心，我们汉人是没有不赞成的。
不过我们需要筹措妥善的办法，使局势和平解决，以免清廷横生阻力。
我有共和的思想，可比你要早啊！
我在美国留学，一向接受的就是共和思想。
今天我们所讨论的，不是要不要共和，而是谋求用和平手段去实现它的办法。

……1911年12月27日，唐绍仪致电袁世凯，提出“召开临时国会解决国体问题”，请袁世凯带奏朝廷：
……查民军宗旨，以改建共和为目的，若我不承认，即不允再举行会议。
默察东南各省民情，主张共和，已成一往莫遏之势。
近因新制飞艇二艘，又值孙文来沪，携带巨资，并偕同泰西水陆军官数十员，声势愈大，正议组织临时政府为巩固根本之计。
且闻中国商借外款，皆为孙文说止各国，以致阻抑不成。

此次和议一败，战端再启，度支竭蹶可虞，生民这涂炭愈甚，列强之分割必成，宗社之存亡莫卜……这些话中，不无对清廷的虚声恫吓。
但这是革命军，也是袁世凯所需要的。
在接到电报的次日，清廷就决定，同意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
令唐绍仪就会议代表的选举等问题继续进行谈判。
和谈向着成功步步逼近。

但唐绍仪的态度遭到顽固派的攻击，他们咒骂，唐绍仪不是议和，是在馈献江山。
唐绍仪本是袁世凯信任的重臣，但精明的袁世凯一开始就清楚他们之间理念的分别。
他刚离开北京时，袁世凯就说过：
“我不明白，少川（唐绍仪字）当此时势，怎么还兴高采烈呢？”
无论君主立宪还是民主立宪，袁世凯真正关心的是他自己的权力。

谈判开始后，袁世凯对唐绍仪拟订的许多有利于南方的条款感到不满。
正当伍廷芳和唐绍仪就召开国民会议的细节达成初步协议时，南方革命党人成立了临时政府，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愤怒的袁世凯宣布拒绝接受协议，撤消了唐绍仪议和总代表的职务。
袁世凯的决定，半是对唐绍仪不满，半是对孙中山施压。
——他要确保用取消帝制换取他的大总统一职。

唐绍仪没有离开上海，仍在幕后发挥沟通南北双方的作用。
而袁世凯也不敢全盘推翻伍廷芳和唐绍仪商定的协议——中国步入共和已经不可逆转。
1912年2 月5 日，另外两位“留美幼童”——驻德公使梁诚和驻英公使刘玉麟发电报，敦促清廷承认共和。
在此之前，两位“留美幼童”吴应科、宋文翙已经随海军投向革命。
在南京临时政府，“留美幼童”唐元湛成为电报局长，而温秉忠是外事官员。

下面的故事是人们所熟知的：
在反复的磋商之后，清廷终于同意清帝退位。
孙中山履行诺言，辞去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
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总理是“留美幼童”唐绍仪。

唐绍仪是袁世凯任命的，同时也是革命党所认同的。
在宣誓就任总理时，唐绍仪已经宣布加入同盟会，成为同盟会员。

尾声：
Boys，永远的幼童（1）请原谅说到这里。

故事远没有结束，——民国初年的乱局，国民革命的狂飙，日本侵华的狼烟……“留美幼童”们的晚年没有宁静，只有更多的忧患。
然而作为一个群体——一个在清末洋务运动中产生、为清王朝的自我改良而培植的留学生群体，他们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已然谢幕。
他们满口地道的英文，保留着西方人的生活习惯，但在一个“革命”了的社会，他们不但会被人看成“前清遗老”，还有“洋奴”之嫌。
1940年夏日的一天，美国学者拉法吉在上海一家宾馆的餐厅会见几位身穿丝绸长袍的长者——几位硕果仅存的“留美幼童”。
他们互相喊着当年的英文绰号，用美国俗语寒暄。

他们全都年逾古稀，却都爱用“Boy ”自称。
那一年，尚有十几位“幼童”在世，居住在沿海的各个城市。
到二战结束，绝大多数“幼童”已不在人世。
最后一位离去的“幼童”邝荣光，活到103 岁，1965年在天津辞世。
我们简略记述一些人的经历：

梁诚  这位清末外交界的风云人物，“革命”后很快淡出政治。
他定居香港，寓所在罗便臣道。
他曾被英王封为爵士。
在创办香港大学时，他和周寿臣都是热心的筹款人。
他的儿子梁世华先生是香港著名金文泰中学（前身为The Government Vernacular Senior Middle School）的校长。

他有多位孙子毕业于香港大学。
历史学家罗香林先生著有《梁诚的出使美国》一书，记述梁诚的生平。
罗先生还将梁诚家人捐献的历史文件妥善交藏香港大学图书馆。
这套珍贵的《梁诚文书》，有待学者发掘研究。
周寿臣  周寿臣，字长龄。

他的确长寿，活到98岁，1959年逝世。
他祖籍广东新安（新安近三分之一土地后租与英国，成为今新界的一部分。
其它后称宝安，即今天的深圳），出生于香港。
留美时他曾和唐绍仪一同就读哥伦比亚大学，被“召回”后又和唐绍仪一同被派到朝鲜。
1894年，他出任天津轮船招商局总办，1905年又和幼童方伯梁一起创办山海关内外路矿学堂（今西南交通大学前身），周为总办，方为监督。

他从事过海关、铁路、航运等多项事业，后来定居香港，为香港同胞做了许多好事，人称“寿伯”，是有名的“太平绅士”，被英国女王封为爵士。
香港有一座寿臣山，以他的名字命名。
周寿臣故居在香港黄竹坑。
唐绍仪  他和政治结下不解之缘。
在组阁三个月后，与袁世凯决裂，辞去总理。

他在政治风浪中屡经浮沉，曾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南下“护法”，还有过毛泽东曾提及的“民国总理当中山县长”的一幕。
他长期居住在上海，1938年，他成为日本人企图争取的物件。
唐绍仪晚节未失，却被国民党特务误杀。
钟文耀  这位当年耶鲁划船队的舵手，当过许多年外交官，又当过沪宁铁路和沪杭铁路的总办。
他对一切新事物都满怀热情，从照相机，到汽车。

他是上海滩上最早的汽车的拥有者。
也是幼童中为数不多留下电影资料的人。
蔡绍基  留下电影资料的还有蔡绍基。
蔡绍基参与创办了北洋大学——今天天津大学的前身，而且当过它的校长。
他是留美幼童中产生的第一个大学校长，当年是天津的名流。

至今天津还保留着一个名叫蔡园的园林，那曾是蔡绍基的家。
唐国安  他在美国留学时很挂念母亲，我们在他的故居看到，族谱中有他省钱寄回国补贴家用的记载。
担任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校校长后，他念念不忘派幼童赴美。
1911年，终于如愿以偿。
游美学务处又特别选派11名15岁以下的幼童赴美，由他亲自考试选拔。

唐国安的故乡在今天珠海唐家镇鸡山村。
2001年，清华大学在珠海建立了园区。
仿佛是天意，清华校区恰好建在老校长唐国安的故里。
站在唐国安祖屋的门口，从那条湿漉漉的小巷望出去，正好能看见清华园区乳白色的楼房。
梁如浩  当年唐绍仪身旁的这个小伙伴，后来是富有经验的铁路管理者，他当过清朝的大臣，民国的部长。

他的四个儿子，两个留美，两个留英。
他的儿子娶了唐绍仪的女儿，童年的小伙伴，成了儿女亲家。
欧阳庚  和詹天佑一起毕业于耶鲁的欧阳庚，长年担任中国驻美国旧金山的副总领事。
他在那里遭遇了1906年大地震，曾担当重建中国城的重任。
作为华侨们忠实的保护者，他在美国华人社会有口皆碑。

尾声：
Boys，永远的幼童（2）梁敦彦  梁敦彦是辜鸿铭的好友，被文化怪杰辜鸿铭称为“同志”。
这位当年哈特福德高中棒球队的神投手，在清末的官场竞技中，从小小的电报生一步步当到了外务大臣。
他忠于朝廷，拥护帝制，直到辛亥革命后都不改立场，1917年，他参加张勋复辟；

后来末代皇帝溥仪结婚，他和另一位留美幼童蔡廷干，是婚礼上的伴郎——庄士敦所著《紫禁城的余晖》（Johnstone:《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记述了此事。
蔡廷干  蔡廷干是袁世凯的密友。
他曾帮助袁世凯，在当总统前剪掉了头上的辫子。
他自己的辫子在留学时就没了。
因为太顽皮，他被送到机械厂实习。

在机器旁辫子有危险，所以朝廷给他可以剪辫子的特许。
蔡廷干曾在甲午海战中率鱼雷艇逃跑，但在袁世凯时期却成了海军元帅。
蔡廷干晚年用英文翻译了唐诗，还写了研究老子的专著。
一个未完成的梦想，是写一部《袁世凯传》——他为此搜集过许多资料，包括袁世凯用餐的食谱。
张康仁  张康仁是大律师。

他在耶鲁大学读书时和中国同学们一起被召回，但在哥哥的帮助下又回到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完了法学院。
经过长时间奋斗，他成为第一个被允许在美国执业的华人律师。
他的知识后来为国家所用，朝廷赐给他“法科进士”的身份。
郑廷襄  美国纽约有一座著名的布鲁克林大桥，留美幼童郑廷襄是主要的建造者。
在被朝廷召回后，郑廷襄秘密逃跑。

他躲进一条外国轮船，没想到巧遇被派出国的唐绍仪。
唐绍仪帮助了他，使他顺利返回美国，修完学业，成了出类拔萃的工程师。
在采访和研究过程中，我们曾见到多位“留美幼童”的后裔，均给我们极大的帮助。
他们是：
詹天佑的孙子詹同济先生；

唐绍仪的外孙女顾菊珍女士；
周寿臣的孙子周振荣先生；
梁普照的孙子梁赞勋先生；
容揆的孙子丹纳和理查德先生；
李恩富的孙子理查德·李先生；

容星桥的孙女容应萸女士；
钟文耀的孙子钟安民先生、外孙子Bruce Chan先生、外孙女Jacky 女士。
我们见到了容闳的孙子容永成，还有他的第三代——容闳的第五代孙女们。
我们见到的惟一一位“留美幼童”在美国时寄住家庭的后裔是亨纳斯（HINNERS ）。
他的外曾祖父尤金·哥登尔（EUGENE GARDNER），是麻省春田一位著名建筑设计师，当年中国留学事务大楼就是由他设计的。

寄住在GARDNER 家的幼童有唐绍仪和梁如浩。
2000年，HINNERS 在美国出版了他写的一本书《唐绍仪和他的家人》，记述了唐绍仪的家庭和他的家庭长达一个世纪的友谊。
尤金·哥登尔曾说：
“当这些孩子由孩童长成青年时，他们成了我们家庭中的一员。
如果他们是近亲或是同一种族的，他们将不会如此亲密地生活在一个家庭中。

而现在一个有趣的结果就是这种亲密的关系使我们成为一个密切的整体，一个完整的，儿子的，男人的的整体。
在他们的工作时，游戏时，开玩笑时，不悦空虚时，在他们的感情脆弱时，在他们大声宣布他们的需求，尤其是本能地要求公正和公平游戏时，他们个个非同寻常。”
两个家族的联系在20世纪的战乱和政治风浪钟几乎被彻底隔断。
1972年前后，在尼克松访华后不久，两个家庭恢复了通信联系。
1987年，亨纳斯退休了，似乎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让他觉得他必须承担起重新寻找中国的唐绍仪家庭后裔的重任，1987年，他到中国进行了为期三周的访问。

我们到美国采访的时候，八十多岁高龄的亨纳斯一人住在华盛顿的公寓里。
他卧室墙上挂着家传的当年唐绍仪寄来的礼物——丝绣的壁挂，还有一个铜制的茶几。
不大的两间公寓房中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文件、图片。
亨纳斯是目前哥登尔家族唯一一位精心收集这些史料并且对此怀有极大热情的人。
他没有结婚，他说他不知道该如何把这些流传在家庭中的故事传下去。

和亨纳斯一样，我们也盼望，对“留美幼童”史料的追寻和研究能够继续。
我们期待结识更多“留美幼童”的后裔和美国“接待家庭”的后裔，不仅为了获得更多的中国幼童赴美留学的详情，而且期望由此了解那一百多个家族在一百多年中的经历。
这无疑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的极为宝贵的资料。
世上的每一个人都在匆匆地赶路。
“多年以前”的东西，正在流失。

亨纳斯的海仑姨妈回忆他们习惯在浴室问候，在我们家的三层高的房子里，他们五人共享一间二层的一间。
那里也是他们社交中心和“打闹”场所。
GARDENER家里一刻也没有停过这些中国学生制造的声音：
楼上楼下疯狂地奔跑，砰的关门声，要进浴室而急促的敲门声和用中文的呼喊声，泼水声，漱口声，重击和撞击声以及不停的谈话和兴奋争吵的声音，通常是用中文，但偶尔也会冒出英文句子，例如“你敢，我会告诉GARDENER先生！”
他们英文的进步速度惊人，其中一位小伙子刚来的时候给她的小妹妹安的信，那时她才6 岁，他们刚刚开始学习英文：

I hope you are very well.because yesterday I been to your room I saw you in the bed I was very sorry.but yesterday we had a very nice day.been to out doors In the morning we went to Chicope to skate, too.but you was lost a beautiful time. 
Now is Sunday I hope you will be go down stair to take out lance with us. 
….Now I have no news to tell you.So I say good bye. 
I send my compliments to you very kind birds in you window,  yourself. 
Your truly friend …海仑评价说，信中充满了幽默和热情。

随着他们英文水平的不断进步，用词越来越准确，但他们的信中始终充满了挚爱和愉悦。
回忆童年和这些小伙子在一起的生活，最快乐的时候恐怕就是当他们收到来自中国的包裹。
多数时候是唐绍仪叔叔寄来的，全家人围着这个巨大的，用马口铁制成的箱子，它或者厚厚地用绳子捆着，封着，或者是一个小小的但是很沉的羊皮箱或柳条筐。
里面有华丽的奢侈品，例如一卷卷的丝绸，墙上的挂饰，景泰蓝瓷器和其它精美的瓷器，茶叶，毛皮和刺绣纺织品，以及给哥登尔一家其它的礼物。
海仑至今清楚地记得他们都渴望当包裹打开时从散发出的东方气味里猜测里面装的是什么。

后记——本书资料来源，以及对所有支持者的感谢用纪实方式讲述一个多世纪以前中国“留美幼童”的故事，讲述那一百多名孩童的奇异人生，最大的挑战莫过于对历史现场的“还原”。
我们是如此依赖一百多年前真实的社会生活氛围，依赖一个个中国幼童的命运线索，依赖图像，依赖细节。
所以我们在书稿的写作和纪录像片的制作中，第一位重视的是寻找“历史原件”。
我们必须看到它们，甚至触摸到它们。
今天我们能够看到众多“留美幼童”栩栩如生的图像、笔迹和他们的个人资料，首先归功于旅美学者高宗鲁先生的执着寻觅（他热情诚挚地让我们分享了他的寻访、研究成果），和美国康州历史学会、康州图书馆、耶鲁大学图书馆、麻省春田河谷自然和历史博物馆的精心收藏（其中特别是本书“引子”中提到的金女士的收藏）。

我们的寻访得益于他们数十年的积累，我们也从中发现了更多等待追踪的线索。
感谢《哈特福德报》的记者史蒂夫（Steve Courtney）、康州三一学院教授蓝梦林（Patricia M. 
Thornton）、库布鲁克镇历史学会博物馆员鲍布（Robert Grigg），他们帮助我们找到了一百三十年前“留美幼童”谭耀勋和刘家照住过的房子，找到了接待谭耀勋和刘家照的美国家庭的女主人卡琳顿夫人的日记——中国幼童的生活细节，在字里行间斑斑可见。
感谢古道热肠的鲍布！
在我们离开美国后很长的时间里，他仍不停歇，在中国幼童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广泛搜寻，又为我们寄来许多珍贵的原始资料。

各种文字史料中，以下几种第一手资料尤为珍贵：
《西学东渐记》：
这是容闳的自传，原书用英文写成，书名为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Published by H.Holt  1909  New York) ，中文版由恽铁樵、徐凤石翻译（商务印书馆，1915，上海），出版前曾在《小说月报》杂志连载。
本书第一章《容闳的梦》，许多资料取自该书。
为了方便阅读，我们参照英文，把一些文字改写为白话文。

耶鲁大学图书馆馆藏容闳文献：
包括容闳资料（Yung Wing Collection）、  威廉家资料（Williams Samuel Wells Family Papers ）、耶鲁大学1854年级档案（Yale University Archives，Calss Of 1854 ）。
我们对这些资料的研究得到了耶鲁大学图书馆的帮助。
《留美幼童书信集》（传记文学出版社，台北，一九八六年）：
该书收录了三十七封“留美幼童”的亲笔信和演讲词等。

我们在寻访中又有新的发现，如史锦镛给女生的信，牛尚周给子女的信，梁敦彦、容揆等人的毕业演讲。
When I was a boy in China (Boston D. 
Lothrop Company 1887)：
这是“留美幼童”李恩富一八八七年在美国波士顿出版的自传《我在中国的童年故事》。
感谢我们的朋友——哈佛大学的特维（Ben Tivey ）和朱丽（Julie Felt），他们在美国帮助查找了许多宝贵的资料，其中包括这本一百多年前出版的小书。

属于哈佛大学图书馆的这本书，珍藏在波士顿郊区的一个书库，收到借阅请求后，工作人员用类似运钞车那样的特别车辆，严加保护地将它专程送来。
更感谢他们帮助我们联系到李恩富在美国的孙子理查德德（ RICHARD LEE  ），使我们能从他那里获得更多的有关李恩富的资料。
黄季良资料：
“留美幼童”黄季良一八八四年在中法海战中阵亡，他写给父亲的信、自画像、以及他父亲在他牺牲后向亲友征集的题咏的合订本，均保存在福州马江海战纪念馆。
我们感谢该馆馆长张寒松和福建省马尾造船股份有限公司的林樱尧先生，他们帮助我们获得了“留欧”、“留美”两批学生在福州留下的故事。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and its Influence (T’ien Hsia Monthly, IX, No.3 Oct,1939)：
一九三九年十月刊登在上海《天下》英文月刊的题为《中国留学事务局和它的影响》，是“留美幼童”容尚谦写的。
这是当事人的回忆。
Autobiography With Letters  （《书信体的自传》，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London Toronto 1939 ）：
这是中国“留美幼童”中学时代的同学、后来成为耶鲁大学教授的菲尔蒲斯（Williams Lyon Phelps）的回忆录。

我们能够知道“留美幼童”们在美国的许多有趣的故事（如“赛艇舵手钟文耀传奇”），和菲尔蒲斯留下了珍贵的记录分不开。
《游美洲日记》：
护送幼童的清朝官员祁兆熙的日记，被收入《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长沙）。
它使我们能够还原幼童赴美旅途中的种种生动情景。
《环游地球新录》：

李圭著，被收入《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长沙）。
这部书的主要内容，是清朝浙江宁波海关官员李圭参加美国百年建国世博会的实录。
在美国费城，热心的中国学者于前春先生帮助我们找到了世博会的遗址；
我们还得到宾夕法尼亚州历史学会和费城自由图书馆的支持，搜集到一八七六年世博会的诸多原始资料。
《北洋纪事——幼童出洋》：

感谢上海图书馆，允许我们调阅这一珍贵的馆藏资料。
《北洋纪事》是直隶总督署各种公文和电稿的汇编，作为其中的一卷，该资料保存了清政府有关“留美幼童”的绝大多数文献。
《李鸿章未刊函稿》：
感谢复旦大学文科图书馆，允许我们调阅这一珍贵的馆藏资料。
李鸿章一生留下无数函稿，他的信函，都是由幕僚起草后经他改定发出的。

正是在这部资料中，我们发现对李鸿章对“留美幼童”巨细无遗的关顾。
《李鸿章全集》（电稿）（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这部电稿中也有一些关于“召回”幼童的记录，可与《北洋纪事——幼童出洋》和《李鸿章未刊函稿》相互参证。
推切尔牧师资料：
它藏于美国康州图书馆。

推切尔是容闳、也是幼童们的好朋友。
他的资料盒中有多件有关“留美幼童”的珍贵史料，如他和马克. 
吐温是如何请求前总统格兰特帮助，试图让幼童们避免被“召回”的经过。
无疑，报刊上许多原始资料同样弥足珍贵。
除了认真阅读“金女士档”（大量的剪报），我们在美国仔细检索了相关时期的《纽约时报》和《哈泼斯》周刊，在中国检索了相关时期的《申报》。

《申报》记录了幼童们赴美前和被“召回”后判若天壤的不同境遇：
十年前，他们乘坐着大轿浩浩荡荡去和美国驻沪领事话别，十年后，他们成了社会的“弃儿”，受尽反对派的唾骂。
下面的书籍和资料，对我们的工作也有很大帮助China ’ s First Hundred (The State College of Washington Press 1942) 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拉法吉教授（Thomas Lafargue）著。
拉法吉曾到中国访问过数字当时已年近古稀的“留美幼童”。
该书中译本由高宗鲁先生翻译并注释，名为《中国幼童留美史——现代化的初探》（华欣文化事业中心印行，台北，一八八二年）。

《容闳与中国近代化》（李志刚著，正中书局印行，一九八一年，台北）。
李志刚先生为著名历史学家、香港大学教授罗香林先生弟子。
《观念与悲剧——晚清留美幼童命运剖析》（石霓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二○○○年，上海）。
这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石霓女士在著名史学家夏东元先生指导下所作的博士论文，也是国内仅有的以“留美幼童”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论文。
Building The Bridge —— The C.E.M. to U.S.A: 1872-1881 （《架桥——中国留学事务局在美国：1872-1881 》）。

美国学者罗宾（Chris Robyn ）一九九六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的论文。
《容闳与中国近代化》（珠海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珠海），这是珠海所召开的一次关于容闳的研讨会的论文集。
Tong Shao Yi and His Family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Maryland Lanham 1999 ），中文译名为《唐绍仪和他的家庭》，这是当年接待“留美幼童”的美国家庭后裔亨纳斯先生（David G. Hinners）所著。
《詹天佑与中国铁路》（凌鸿勋、高宗鲁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之四，一九七七年，台北）。
《唐绍仪与清末民国政府》（张焕宗著，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石家庄）。

《龙旗飘扬的舰队》（姜鸣著，三联书店，二○○二年，北京）。
“还原历史”的工作充满魅力也充满艰辛。
有幸的是，我们对“留美幼童”史实的寻访，得到了众多机构和朋友的热情帮助。
我们已经提到了一些机构和朋友的名字，我们还要向一些机构和朋友表示特别的谢意。
我们感谢美国康州三一学院。

二○○二年夏天，我们在美国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访问和研究，它是由三一学院支持的。
在该学院，和蓝梦林教授一同热诚帮助我们的还有苏珊教授（Susan Pennybacker ）和理查德德先生（Richard Mitten）。
我们感谢香港大学。
香港大学图书馆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方便。
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给了我们极大的支持。

该中心总监陈婉莹教授为我们在美国和香港的寻访提供了热情的帮助，使我们收获良多。
我们感谢美国驻华使馆新闻文化处周书龙（ Joseph A. 
Bookbinder ）先生，他把对“留美幼童”史实的追寻看成中美文化交流的大事，为我们赴美国考察和纪录像片摄制组赴美国拍摄给予许多的支持。
我们感谢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麻省理工学院图书馆、耶鲁大学雅礼协会（Yale in China ）、美国费城档案馆、“留美幼童”的母校美国麻省韦布尔汉姆- 孟松学校和哈特福德高中、旧金山皇宫大饭店（这所“留美幼童”住过的宾馆今日犹在）、哈特福德避难山教堂、日本津田塾大学、山川舍松孙女久野明子女士；
我们感谢美国康州库布鲁克博物馆、美国哈特福德马克. 

吐温故居博物馆、上海历史博物馆、上海市档案馆、珠海历史博物馆、威海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香港历史博物馆、澳门艺术博物馆；
感谢上述机构对我们的帮助。
我们感谢姜鸣先生。
他是杰出的中国近代海军史研究专家，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在鼓励和促成笔者之一钱钢写作《海葬——大清国北洋海军成军一百年祭》时，就鼓励钱钢追寻“留美幼童”的史料。
在这次纪录像片的拍摄中，他再次给予宝贵的支持。
我们感谢菲尔（Feal Will ）和凯伦（Karen Will）夫妇，他们是钱钢在美国考察研究时的“接待家庭”（Host Family ）的主人，他们给予钱钢的温暖的关照，使我们油然拉近了与“留美幼童”那段历史的距离……我们感谢下列给予我们帮助的先生和女士：
李挺、梁建增、张洁、刘申宁、钟叔和、马大任、文贯中、韩小荣、孟旭、胡宁、陈菊红、陆铁强、胡劲松、王书文、梁赞勋、孙迅、李莹、谭芳、范桢、王芳、毛志华、尚英、赵白生、闵杰、孙丹墨（Thomas Thornton ）、克瑞丽（Coralie Gray  ）、戚俊杰、沈岩、汤伟康、陈成汉、陈树荣、赵树清、林凤安、马赤后、胡文中、刘毅、高德民。
我们要特别感谢我们纪录像片摄制组的同事赛纳、王晓鹏、呼和、姚涵、李宏卫、谭芸、王忠新、陈强、栗严，他们和我们一起参加了对史料的发掘。
对生活的赐予，我们满怀感激。

李鸿章派去美国的留学生，后来怎么样了？
1840年鸦片战争，清朝的冷兵器在经过工业革命后英国的炮火下，不堪一击，战后清朝政府痛定思痛决定实行洋务改革。
公元1872年到1875年间，清政府先后派出四批共一百二十名学生赴美国留学。
这批学生出洋时的平均年龄只有十二岁，因此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留美幼童。


这批幼童远涉重洋，被送到了太平洋彼岸一个建立尚不足百年的年轻共和国，开始了他们计划长达15年的留学生活,李鸿章等洋务派对他们给予厚望。
他们被分配到了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的四十多户美国人家中，快速适应着在美国的生活，然而当半数孩子开始了他们的大学学业时，大清国却突然提前终止留学计划，全部留美幼童被招回国。



回国后的留美学生参与了中国最早的电报、矿山、铁路的建设。
他们历经中法海战，中日甲午海战……当年，李鸿章和曾国藩策划选送幼童出洋这一“千古未有之奇事”时，满怀期望这些出洋学生在掌握西人擅长之技后，可以帮助中国渐图自强。

可是，当留美幼童回国之后，在变革的道路上举步维艰的国家却接二连三遭受致命的重创，这批饱受欧风美雨熏陶的学子是中国矿业、铁路业、电报业的先驱。
他们中出现了最早的大学校长，出现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外交官。
回国后的这批西学所造之子历经中国晚清政坛的跌宕起伏，目睹了近代中国的荣辱兴衰。



这是一个百年的传奇，一群孩子的悲欢离合，一个古老国家的命运跌宕，他们是荒原中第一个探路人，是惊涛里最早的远航者，他们欢乐、哭泣、成功、失败，他们亲历激荡的百年，被遗忘，又被重新发现。